在培元小学毕业之后，我升上了中学，在同一个校园里，迎接另一轮的学府生涯。 开始四年，我还是居住在戏院街那间老店，上了高中迁往鸿展园。 从儿童成长到少年，这期间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的变化，心态和玩乐的形式也不同。 在这一个充满欢乐和笑声的校园里，我度过了人生之中一段美好的时光。
当年，教育部已取消小学六年级升中学的考试，我们毕业后，便直接升入中学的预备班，课室也设在原本的小学校园内。
分班制度是依据六年级的成绩来安排的，有几位同学转学或辍学，其余的则被分配到不同的班级。我的成绩中等，继续留在A班。升上初中一年级后，分班依旧沿用相同制度。那两年，班上陆续出现不少新面孔，其中有许多是优秀学生，也因此我原本中游的成绩排名，逐渐往后退了。
记得来自积莪营的志明同学，天资聪颖，自加入我们班起，连续三年稳居全年级第一，令人刮目相看。凭着优异成绩，初中三年级结束后，他获政府甄选，转入吉隆坡技术学院深造。
进入中学后，我在校外的行为开始收敛不少，但在校内依然顽皮好动。念预备班那年，我们的课室在操场旁的两层楼建筑里，是楼上的第三间教室。因为个子矮小，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最前面的座位。
班主任是徐金兰老师，名字与我相近，一些同学还误以为她是我姐姐。那一年教导我们的老师还有邓杏娟、伍金美、杨吉冠和谢燕清等。
有一天，换课时间老师尚未到，我照例转过身和同学们打闹嬉笑。正玩得起劲，忽然发现全班一片寂静，而我仍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。回头一看，原来刘思聘校长早已站在我身后的门口！
其实这类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几次，毕竟校长室就在隔壁，我们制造的噪音很容易传过去。他偶尔会过来巡视，只是静静地站一会儿，严厉地扫视全班一圈，大家立刻噤若寒蝉，他也就离开了。
但这次不一样，我被逮个正着，还被叫进了校长室。他拿出一根粗藤条，狠狠抽打我的手掌，痛得我眼泪差点飙出来。回到课室后，有的同学慰问我，有的幸灾乐祸，我却“阿Q”地回应说：“你们只是被老师打，我可是被校长亲自‘钦点’，地位不同啊！不是人人有这种‘殊荣’的。”
其实，刘校长平时很少体罚学生，那次大概算是破例了。比起小学时期，我已经收敛不少，没想到还是挨了一顿打，真是无奈。
事后，我试图“机智”一回，骗老师说自己眼睛不好，坐在教室旁边会被黑板反光影响视力，想换个位置。结果老师将我调到中间那排，正对她的讲桌，行动反而更加受限，真是弄巧成拙！
初中一年级时，我们的课室改在“国专楼”一楼的第一间，紧邻图书馆。某次下课刚过，老师还未到，我和几位同学又在教室里追逐嬉戏。教室有三道门，我们穿梭其间，边跑边关门。
正玩得忘我时，教自然科学的张玉玲老师忽然走进来，恰好被我关上的门夹到了手指，痛得她当场落泪。我当场吓坏了，结果又被叫去校长室，这次他用藤条抽打我的屁股，比上次更痛！想不到在他退休前，我还是免不了挨最后一顿打，真倒霉。
后来，刘思聘校长退休，由张嘉赐校长接任。
光阴似箭，转眼数十年过去，令人感慨的是，我和昔日老师们竟还有机会再相聚。近几年，张玉玲老师常出席雪隆培元校友会的活动。当我向她提起这段尘封往事时，她是否还记得我不得而知。但说到她当年被夹伤手指、我慌乱失措的情景，大家都忍俊不禁，笑成一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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