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的语文老师》
马来文课总是安排在第一节，我常常迟到。每次推开教室门时，Cikgu Ghazali 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，有时还要唠叨几句，弄得我尴尬万分。
久而久之，我干脆不进教室，径自走到食堂坐着。那里也聚集着一群“同道中人”，大家表面闲聊，实则在等风头一过。要是校长突然巡堂，众人立刻作鸟兽散，个个身手敏捷，去向不明。
文言文课由余乾风老师教导，他患有哮喘，不宜久站或远走，稍有劳累便面色涨红。为了方便他驾车直达教室，三层楼旁边的侧门常年敞开。
余老师上课有一项固定程序，他把整篇白话文译本交给我，由我工整地写在黑板上，让同学们照着抄写，过后我自己却懒得抄在作业簿上。
一次课上，他在台前朗诵古诗，我突发奇想，每他念完一句，就接一句“督锵”。他居然没有制止，好像默许了我这场“配音演出”。念到最后一句，我还特意提高声调加码：“督锵查锵！督锵查锵！”班上一片哄笑，终于换来他一声大吼。
有一回，他在黑板上写下毛泽东的《满江红》并为我们讲解。其中几句至今仍在我脑中回响：
“多少事，从来急，天地转，光阴迫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”
那时美国总统尼克逊已访问中国，“毛泽东”这个名字在我国社会已不再敏感。
《那些我学不会的课，和我不想学的未来》
陈振成老师负责教授化学和高级数学，这两门课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。他们只不过是大学深奥课程的“预科”，若不是将来打算当工程师或医生，又何必承受这种折磨？
我始终觉得：如果人生注定不与专业领域打交道，懂点基础科学和普通数学就已足够。课本上那些元素符号、化学反应和复杂方程式，于我无异于外星文字。与其费尽心思背诵，不如释怀放下，轻装前行。
那时我很清楚：我将来不会上大学，也不可能当工程师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浪费时间记住那些我一生都不会用到的微积分与代数名词？
事实上，这么多年下来，我的工作确实从未需要这些知识。人生在世，若遇问题，不耻下问便是。教育未必只靠课本，经验有时更加真实可贵。
有一回上课，陈老师向我们提问，我闲得无聊，故意答出个无厘头的回答。他当场被激怒，指着我说：“你要是不想听课，就别捣乱，滚出去！”
我正中下怀，便大大方方地走出教室，拐个弯，直接溜进隔壁文科班。那边后排总有空位，老师通常也不管是谁坐哪儿。
文科班有历史课，这是我真正感兴趣的科目。梁恩湖老师讲课绘声绘色，即使我没课本，也能搬张椅子凑过去，和同桌共用书本。反正坐在后排的学生，多数也不认真听课，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《课室里的另一种“游戏规则”》
文科班同样也有不少“边缘人”，他们的课室生活远比老师想象中热闹。几次课上，朱观发老师正滔滔不绝讲解课文，前排学生奋笔疾书，后排几个同学却在课桌下赌得火热。
他们玩的是“翻字典”，翻开一页，用该页三个词条的页码最后一位数字当成“点数”，类似扑克牌。有人记录输赢，有人负责下注，虽然我没参与，但在一旁观战，也觉得有趣。
偶尔他们过于兴奋发出声响，老师顶多回头提醒：“不要吵。”他似乎也默认了这种“两面课堂”的存在，讲好课文，尽到本分，其它的事他不多过问。
课余时间，他们有时会继续玩“叮当”。庄家将两枚硬币抛下后快速盖住，其他人下注猜测“公公”、“花花”或“公花”。有些同学下注大手笔，一注就足够我吃一碗面，让我感叹：“同人不同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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