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24） 毕业后的迷茫

 结束了六年的中学生涯，我们走出校门，各自踏上人生的另一段旅程。

十八岁以后，年轻人很少继续留在家乡。金宝没有大学，工作机会也稀少。无论是求学还是谋生，我们都必须走向外面的世界，除非有家族事业可继承，这座小镇早已容不下我们的未来。

毕业前那段日子，我们还有很多活动：去瀑布游泳，参加舞会，搭便车旅行，海边露营。放纵过后，日子忽然变得平静，平静得令人不安。

那时大家都在等待会考成绩出炉，我心里清楚，这一天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理由无所事事地到处游荡。那种未知的压迫感悄然升起。

有些同学已经离乡工作，他们和我一样，知道自己成绩有限，不必痴等未来。其实，我也随时准备动身，只要有工作，就会马上离开家乡。

农历新年过后，我更加彷徨，开始四处打听工作机会。但我的朋友圈狭小，身边长辈也无人脉介绍。那段时间，我无所事事地晃荡，白天看古龙的武侠小说，晚上和朋友坐在茶档闲聊吹水。

我中三的文凭毫无竞争力，连当个文员的资格都不够。过去我天真地以为，只要考试成绩好，就算不升学，也能凭文凭找到“好工作”。所谓“好”，就是能在冷气办公室当个文员，职位高低倒不计较。

现实却不是这么一回事，许多人开始当学徒，修冷气、修电器、修车。还有人去了新加坡，在船厂或建筑工地干活。听说薪水很高，我也动了心。但母亲坚决反对，说那种工作太危险。

在她眼中，我还是那个曾拿优异成绩的乖孩子。她不知道我早已放弃升学，也不了解升学的路径。她认为中学毕业就是终点，接下来就该去赚钱，她身边的年轻人都是这样长大的。

我心里的焦虑与日俱增，同学朱巴几兄弟在做铺地砖的活儿，我曾问他能否带我一起，他却说我恐怕吃不了那份苦。我亲自去工地看了一次，才明白他说得没错。

后来，一位朋友说要去荷兰，做餐馆洗碗工，据说收入可观。我一听便动了心，只是买不起机票。过了两周，朋友告诉我，那边的雇主会垫付所有费用，之后从薪水里扣除，我顿时喜出望外，马上告诉母亲。

但她再次反对，说外国太远，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归来。我非常失望。几天后，那位朋友和另外两人还是出发了，此后很久都没了消息。

一个慵懒的午后，我坐在学校凉亭和几位老同学闲聊，独中一位朋友前来打招呼。他提起金马崙的亲戚在经营蔬菜运输，正托他找一位离校生帮忙，工作内容也没说清楚。

我几乎没有思索就答应了，周末随他上山，从此展开了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。

MCE成绩放榜时，我已经在金马崙工作了。回到金宝，我才顺道去学校领取文凭。成绩我心里早有数，这趟回去只是因为有伴同行，也想再走一圈熟悉的校园。

我的华文拿了 Credit，英文 Pass，其余全是 Fail。和当年靠作弊拿到的 LCE 成绩相比，简直天差地别。但我没有失望，这一切本就在意料之中。

听说我们班整体表现相当出色，几乎一半的同学考得不错，很多人升上中六，有八位后来考上大学。许多人之后成为教师，至今仍有一些在工作后与我保持联系。

两年后，我听说那几位飞往荷兰的朋友在当地被捕。原来在机场通关时，海关人员在他们的行李箱中搜出毒品。他们因此锒铛入狱。

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我背脊一阵发凉。庆幸当初自己没能随行，一念之差，人生或许就此偏离轨道。冥冥之中，上天自有安排。

我的中学生活 （完结篇） 

（23） 我与赛马的唯一交集

 毕业后有一段空闲期。某个周末，朱巴兄弟相约前往怡保打扪的赛马场。我从未看过赛马，出于好奇，便也随行一探究竟。年满十八即可入场，我们自然符合资格。

进入马场，看台上早已人声鼎沸。与其说是观众，不如说是赌徒更为贴切。大多数人手里拿着一张报纸，那是当年的“赛马版”。报纸详细刊登着每场比赛的马匹、骑师、体重、负重、排位、练马师、马主以及过往战绩等信息。各家报馆还有专门的评论员提供预测和分析，这些内容被视为下注的“贴士”。

下注的人分布在不同的窗口前，有条不紊地下注。也有人在场边低声密语，向非法外围的“卜基”下单。我国的马会不像香港那样设有各地投注站，许多场外赌客只能依赖地下渠道。

赛马的常见赌法有两种：一是“独赢彩”（Winner），下注的马必须夺冠才算赢；二是“位置彩”（Place），只要马跑进前三名就可得奖。热门马赔率低，冷门马则赔率高得惊人。至于孖宝、三连环等组合型投注，当时下注的人并不多。

马场中央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牌，不断跳动着马匹号码、赔率与彩金数据，四周也布满了电视屏幕。那时的赛马公会，是全国最早一批广泛使用电脑设备的机构。

比赛前，参赛马匹被牵到场地亮相，瘦小的骑师身着彩衣坐在马背上，吸引无数双眼睛在评估状态。看台上既有衣冠楚楚者，也有贩夫走卒，热闹非凡。

比赛开始前，所有马匹依次入闸。随着一声号响，闸门齐开，马匹如离弦之箭奔出，骑师挥鞭催马，争分夺秒。讲解员通过广播，快速而激动地播报每一匹马的位置。比赛通常超过一千米，马群绕场一圈后转入正道，最后百米的冲刺，是全场最高潮的时刻。

观众纷纷起立，场外赌徒也激动地呼喊，尤其是看见自己下注的马匹领跑时，更是声嘶力竭。骑师弓身立于马镫，用力抽鞭，终于，一匹马率先冲过终点，成为冠军。全程不过短短九十秒，马儿随后被牵往凯旋门领奖，马主一脸喜色合影留念。

一阵喧哗之后，有人欢欣鼓舞，有人垂头丧气。

那天我们观看了八场比赛。有的赛马只有七八匹马参赛，有的多达十四匹。夺冠的马，有的是一出闸就领先到底，有的在弯道超越，有的则在最后冲刺时一骑绝尘。

不得不说，赛马确实是一项精彩刺激的活动。只是，很少人能“只看不赌”。那天，我口袋空空，才成了少数几个不下注的人。即便如此，回去之后，我还是常常翻阅赛马新闻，对这方面渐渐有了了解。

但我很清楚，若是再有第二次进场的机会，恐怕难挡下注的诱惑。因此，我从没让自己重返赛马场，那一次成了我人生中唯一的亲身体验。

我深知，马会作为庄家，从所有赌注中抽成后，再拨出一部分作为彩金；金额无固定，依概率而变。长期来看，下注者终究是输家。

真正的大赢家，其实是非法外围集团。他们不缴税、不承担任何运营成本，仅靠佣金驱动代理人就能获利丰厚。

随着网络发展，越来越多人转向线上投注，进场观赛的人渐少，马场的热闹景象逐渐退色。对赌徒而言，结果比现场更重要，只要能赌，在哪儿都一样。

马场绿草如茵，表面风光无限，但一旦踏入，很可能就身陷泥潭、难以自拔。

多年过去，我庆幸自己从未真正涉赌。毕业后陆续听说几位同学、甚至老师因沉迷赛马，最终散尽家财、陷入困境，着实令人唏嘘。

最后直道冲刺的赛情，是最紧张刺激的时刻。

（22） 槟城旅游和邦咯岛露营

 考试结束，骊歌响起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也正式画上句号。成绩要等到三月才公布，这段日子里，同学们各有安排。我心里有数，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好成绩。难得可以暂时放松，玩乐几天，毕竟接下来就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，工作，一个未知的世界。

当时，学校里有同学组织了槟城旅行团，但因经济拮据，我没有参加。眼看一大班同学兴高采烈地登上巴士，一路欢声笑语地出发，我心里其实蛮羡慕的。

不过后来，我们也组织了一次“穷游”，以搭便车的方式前往槟城，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旅费。一年前我曾这样搭车到吉隆坡，有了经验，这次也更有把握，竖起大拇指、伸手拦车，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拘谨。这次同行的朋友也多了几位，旅途间热闹不少。

到了槟城后，我们改乘公交车，在岛内游览了关仔角、极乐寺、植物园、蛇庙和海边等知名景点。住宿的细节如今已模糊不清，但我记得锡方的哥哥住在当地，想来我们是住在他家，省下了旅馆费用。

这种穷游，或许只有年轻时才有勇气去尝试。要省钱、敢冒险，又愿意吃苦、想体验世界。试过一次，虽不豪华，却终身难忘，今生无悔。

不久之后，我们又组织了一次更为大胆的旅程，前往邦咯岛露营。

那时候还没有轻巧便携的帐篷，我们不知从哪借来一套废弃的小罗里帐篷，折叠后仍然庞大笨重，两个人合力才能抬动。我们五个人，带着各自的衣物，还要搬运帐篷、草席、锅碗和干粮，一路辗转：先搭近打巴士，再转乘华都牙也、木歪的班车，最后抵达红土坎，再坐船过海，才终于抵达邦咯岛的吉灵丸海滩。

我们选了一个靠近渔村的海滩扎营，就地拾取木材支撑帐篷。附近有一所小学，我们在那里洗澡、取水，也在小店补充食物。
上次随团来邦咯岛是一日游，走马观花，游兴未尽；这次一连住了五六天，玩得尽兴，也看尽了不同时间的海滩风貌。

清晨，沙滩宁静无比，天色灰蓝，海面茫茫，晨风吹来，令人神清气爽；
午后，阳光洒落海面，波光粼粼，我们在树荫下闲聊、发呆；
傍晚时分，落霞铺满天际，站在岸边，看着海浪拍打礁石，激起的浪花飞溅，美不胜收。

吉灵丸是一个民风淳朴的渔村，村民热情友好。我们每天在沙滩上游荡，结识了其他露营的朋友和一些村民。晚上还参与拖网捕鱼，帮渔民一起拉网。
深夜，潮水上涨，躺在帐篷中，可以清晰听见海浪节奏分明地冲刷着沙滩，如同大自然低吟浅唱的摇篮曲，伴我们入眠。

那是一个怀抱梦想的年纪。无数个傍晚，我们躺在沙滩上，望着落日余晖映照的海平线，心中浮现对未来的种种憧憬。我们谈人生，谈理想，也谈迷惘。

我们是一群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。望着辽阔无边的大海，就像望着自己的人生，不知前方是风平浪静，还是波涛汹涌。

如今回想，那是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时光。没什么钱，却拥有满腔热情；没有明确方向，却敢于上路。我们在不知名的海滩上追梦，在便车途中学会信任与警觉，在每一场旅途中慢慢长大。

青春，正是在这样的奔波与迷惘中，悄然留下了它的印记。

树荫底下的逍遥

生火煮饭

懒洋洋的下午

露营时认识了新朋友

我们在槟城游玩的时候，遇到另一班同学，

他们是乘坐巴士参加团游的。

2020年10月我们前往邦咯岛游玩，到Pasir Bogak旧地重游。当年我们曾经来到这里露营，几十年过去了，物换星移，沙滩还是一样，不过，上面的草地已经盖满了地砖，也多了几座建筑物。

（21）被警察带走的那天下午

 某天下午，我像往常一样回到学校，在凉亭里和几位同学谈天说地，等人齐了好去打篮球。正聊得起劲，一名男子骑着电单车驶进校园，下车后就向我们寻找一个人，他念了名字，原来就是我，我表名身份后问他何事。

他自称是警察局的暗探，正在调查一宗案件，希望我能协助调查。我一听，不但没有怀疑，反而升起一种莫名的正义感。如果能帮警方破案，我岂不是个良好公民？便欣然坐上他的电单车，随他离去。

从学校到警局，沿着务边街不过十分钟车程。但他却转往新村的方向兜了一大圈，说：“另一位同事还没回来，既然有空，不如兜个风。” 我也不疑有他，心想反正我没怎么坐过电单车，正好感受一下。

在路上，他一边骑车一边跟我闲聊，问起我的家庭状况、学业进展，还有上课情形。我觉得他颇为亲切，像老朋友一样，毫无戒心地一一作答。

“你喜欢哪一科？”
“华文。”
“那不喜欢的呢？”
“科学。”
“老师怎样？教得好吗？”
“一般都好……不过教化学的那位老师，我们关系恶劣，被他赶出课室好几次。”

他听着，不时点头，语气关切，像在倾听一个小兄弟的苦水。我哪里知道，这番话已悄悄被记录在案。

二十多分钟后，我们终于抵达警局。他领我走进一间办公室，对里面那位神色阴沉的华裔警官说了一句：“带来了。” 两人低声交谈几句，那“暗探”就离开了。

警官把一份名单和几张黑白照片摆在桌上。我凑近一看，顿时心头一震，那是陈振成老师的新车，被人泼了油漆！那一瞬间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：糟了，他们怀疑是我干的？

还未回过神，警官猛地喝问：“是不是你做的？”
我差点没吓破胆，愣了一下，才反问他：“你说我做了什么？淋漆？那可是我老师的车！”

他摆出威吓的态度：“别装蒜了。你恨他，大家都知道，有人看见是你干的！”
我心已定，冷静回应：“不是我做的，我不会承认。”

“你再不讲实话，今晚就得留在这里，扣留所可不好受。”

“你说什么都没用，我没做就是没做。”

这时，一名身形魁梧的锡克族警员走了进来，站在我旁边，气场十足。警官突然转为“温情攻势”：

“我不知道他（指那位警员）会怎么对你，但你若现在交代清楚，我们做个笔录就行，不用关你。”

我继续否认：“我到现在才知道老师的车被淋漆。虽然我不喜欢上他的课，但也不至于做这种事，他毕竟是我的老师。”

软硬兼施都无效，他叹口气：“既然不是你，那你知道是谁做的吗？你被他害到现在还不讲？”

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最终，他们只好作罢，把我放走。我独自一人走回学校，那位“亲切”的暗探当然没有再来送我。他原来只是借聊天试探口风，而我当时单纯得毫无防备。

这一课，我记了一辈子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

事后我回想，看到照片那刻，其实内心也有点心痛，不管我与老师关系如何，那样毁人财物的行为实在太过分。到底是谁对他有如此深仇大恨？这种卑劣手段，令人不齿。

休息的时候，学生喜欢依靠在老师的车辆后面。

陈振成老师的旧车是一辆 Morris Minor（网络照片）

他的新车是一辆 Peugeot 204。（网络照片）

（20） 没有考试压力的中五

《毕业前的那一年：没有考试压力》

中学最后一年，大家都为 MCE 文凭考试忙得团团转。开学不久，必须报考应考科目。我只选了六科，少了三科，不仅没有压力，还能省下一点考试费用。

我身为理科生，却毅然放弃了化学、物理和高级数学。老师看到报考单时只是摇头，他心里清楚，我早已无心向学。

但我的生活，并不空虚。那一年，我是图书馆管理员，认识了许多喜欢借书的同学，部分人常在馆内温习功课，我们逐渐建立起新的友谊。再加上童军团、美术学会的活动，日子过得格外充实。

几乎每个下午，我都会回校打篮球，有时也在图书馆外翻阅报纸。那年世界并不太平，越战还在进行，中东再掀战火，以色列依然面对数国围攻，却依旧逆转胜局。

当时香港娱乐圈发生了一件震惊全球的大事：影坛巨星李小龙突然去世，据传是倒毙在丁佩香闺，死因众说纷纭，至今仍无定论。他拍的电影我一部不落，《唐山大兄》、《精武门》、《猛龙过江》、《龙争虎斗》，我都看过。可惜第五部《死亡游戏》只拍了一半，后来是靠替身完成才得以上映。

《一份校刊，一段青春》

图书馆中除了报纸和小说，我还发现了几本尘封的旧校刊，里面记录着培元的历史与校友的故事。但自从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后，校方从未再出版过校刊，仅有几册内容单薄的毕业生通讯录。

中五这一年，我和几位同学讨论：能否为我们这一届，重新出版一本真正的校刊？我们鼓起勇气去拜见张嘉赐校长，表达心愿。他不仅大力支持，还成立了一个由黄请湘老师领导的筹备委员会。

锡芳同学担任主编，我为副手，其他成员负责联络各团体顾问老师，语文老师则负责征文与筛选。由于缺乏经验，前期工作颇多波折，幸好有老师从旁指导。

当年是应考年，同学们都很忙，而我因放弃几门考试，空闲时间较多，正好可以承担起协调工作。经过几个月努力，我们总算完成了编辑任务。老师们还帮忙联系广告商，美术老师将校刊命名为《PEIYU》，并选用我设计的封面作为定稿。

这本校刊共有一百三十多页，印刷后分发给校内每一位学生，售价每本两元。

不知此后届届毕业生，是否也延续了出版校刊的传统？又是否也曾像我们一样，怀抱一种“为学校留点什么”的朴素心愿？

《考试季，我已知结果》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校园生活步入尾声。年终的 MCE 文凭考试，对其他同学来说，是命运的分水岭，是一场决定未来的“审判”；但我早已知道自己的“判决”。

虽然报考不多，我还是走进考场，规规矩矩地坐下，有些试卷随意填写几道题，华文和英文还能写上几段文字，其他如马来文、数学、生物，几乎都是交白卷。

那时候规定考生必须坐到考试结束才可离场，于是我在礼堂里东张西望，无所事事，有时索性在试卷上涂鸦打发时间，反正也只有一位批改员会看到，不如顺便“开个玩笑”给他看看。

这次，没办法作弊，也没有必要。考到一两科优等，或全军覆没，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差别，因为我早已明白，这张文凭对我的人生没什么意义。

想不到读了那么多年书，最后竟以这种方式作结，没有荣耀，也没有崩溃，只剩下一点点无声的感慨。

图书馆外面的阅报处

图书馆内部

校刊编辑委员会 （前排）张嫦带，梁锡芳，谢平章，

饶汉雄，张嘉赐，黄清相，Ghazali，黄仲昌，施玉珍。

（后排）潘宝萍，陈万娉，李玉娣，朱翠芳，

徐金辉，黄家杰，苏承源，朱昱光，黄秀明。

美术学会

金宝第十三童军团

图书馆管理委员会

（19） 逃课的岁月

余乾风老师

《我的语文老师》

马来文课总是安排在第一节，我常常迟到。每次推开教室门时，Cikgu Ghazali 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，有时还要唠叨几句，弄得我尴尬万分。

久而久之，我干脆不进教室，径自走到食堂坐着。那里也聚集着一群“同道中人”，大家表面闲聊，实则在等风头一过。要是校长突然巡堂，众人立刻作鸟兽散，个个身手敏捷，去向不明。

文言文课由余乾风老师教导，他患有哮喘，不宜久站或远走，稍有劳累便面色涨红。为了方便他驾车直达教室，三层楼旁边的侧门常年敞开。

余老师上课有一项固定程序，他把整篇白话文译本交给我，由我工整地写在黑板上，让同学们照着抄写，过后我自己却懒得抄在作业簿上。

一次课上，他在台前朗诵古诗，我突发奇想，每他念完一句，就接一句“督锵”。他居然没有制止，好像默许了我这场“配音演出”。念到最后一句，我还特意提高声调加码：“督锵查锵！督锵查锵！”班上一片哄笑，终于换来他一声大吼。

有一回，他在黑板上写下毛泽东的《满江红》并为我们讲解。其中几句至今仍在我脑中回响：

“多少事，从来急，天地转，光阴迫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”

那时美国总统尼克逊已访问中国，“毛泽东”这个名字在我国社会已不再敏感。

《那些我学不会的课，和我不想学的未来》

陈振成老师负责教授化学和高级数学，这两门课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。他们只不过是大学深奥课程的“预科”，若不是将来打算当工程师或医生，又何必承受这种折磨？

我始终觉得：如果人生注定不与专业领域打交道，懂点基础科学和普通数学就已足够。课本上那些元素符号、化学反应和复杂方程式，于我无异于外星文字。与其费尽心思背诵，不如释怀放下，轻装前行。

那时我很清楚：我将来不会上大学，也不可能当工程师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浪费时间记住那些我一生都不会用到的微积分与代数名词？

事实上，这么多年下来，我的工作确实从未需要这些知识。人生在世，若遇问题，不耻下问便是。教育未必只靠课本，经验有时更加真实可贵。

有一回上课，陈老师向我们提问，我闲得无聊，故意答出个无厘头的回答。他当场被激怒，指着我说：“你要是不想听课，就别捣乱，滚出去！”

我正中下怀，便大大方方地走出教室，拐个弯，直接溜进隔壁文科班。那边后排总有空位，老师通常也不管是谁坐哪儿。

文科班有历史课，这是我真正感兴趣的科目。梁恩湖老师讲课绘声绘色，即使我没课本，也能搬张椅子凑过去，和同桌共用书本。反正坐在后排的学生，多数也不认真听课，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《课室里的另一种“游戏规则”》

文科班同样也有不少“边缘人”，他们的课室生活远比老师想象中热闹。几次课上，朱观发老师正滔滔不绝讲解课文，前排学生奋笔疾书，后排几个同学却在课桌下赌得火热。

他们玩的是“翻字典”，翻开一页，用该页三个词条的页码最后一位数字当成“点数”，类似扑克牌。有人记录输赢，有人负责下注，虽然我没参与，但在一旁观战，也觉得有趣。

偶尔他们过于兴奋发出声响，老师顶多回头提醒：“不要吵。”他似乎也默认了这种“两面课堂”的存在，讲好课文，尽到本分，其它的事他不多过问。

课余时间，他们有时会继续玩“叮当”。庄家将两枚硬币抛下后快速盖住，其他人下注猜测“公公”、“花花”或“公花”。有些同学下注大手笔，一注就足够我吃一碗面，让我感叹：“同人不同命”。

我们中五的班主任朱观发老师

时常把我赶出教室的陈振成老师

全体执教老师都齐了，除了陈能辉老师而已

2015年回校日，我们演习当年情景，

"起立，行礼，坐下“

这是当年我们念中五的课室，

我就是从后面的门溜出去，到隔壁班的课室。

（18） 搭便车旅行与青春的碰撞

中四那年的假期，我第一次尝试搭便车背包旅行，目的地是首都吉隆坡。我和阿源、阿胡、阿颜四人结伴出行，分为两组，于清晨在玫瑰花园附近的路口出发。那儿有一排停车位，适合站在路边拦车，我们鼓起勇气竖起大拇指，这是国际通用的搭便车手势。第一次“拦车”，内心实在紧张又不自在。

多数车辆都会呼啸而过，有的没有空位，有的并非远行，也有的纯粹出于对陌生人的戒备。但只要有一位好心司机愿意停下，我们就有希望继续前进。那次旅程，我们换乘了三辆车才抵达吉隆坡。

除了在路边招手，我们也尝试到油站询问，遇到要跑长途的车主反而更有机会搭上顺风车，也不必暴晒在烈日下。

每当有司机愿意让我们搭车，我总是满怀感激。毕竟他们并无义务载我们，尤其让陌生人上车，风险难测。若乘客是歹徒，车主恐怕就难以脱身。所幸我们一副学生模样，看起来单纯无害，通常比较容易获得信任。

那时南北大道尚未通车，长途驾驶者有时也希望有人作伴解闷，我们通常会主动聊天，以此作为回报。有的司机健谈，一路畅谈不觉时间流逝。

我们之所以选择搭便车，一是为了节省车费，二是想体验那种“未知中的冒险”。既能锻炼胆量，也是一种青春的试炼。我们全是男生，两人同行，基本没有太多安全顾虑。

抵达吉隆坡后，我们投宿在志明同学与人合租的房子，位于美达花园（当年称为宝敦花园），他在那儿求学已有一年。

三天两夜的行程中，我们游览了默迪卡体育馆、湖滨公园、国家纪念碑、博物馆和动物园。市区大多步行，郊区则搭乘巴士。虽然是穷游，但却圆了我前往大城市观光的心愿。

高中这两年，我和阿源依然常结伴看电影。虽然赠票有限，进戏院的次数比以往少了许多。印象较深的有李小龙的动作片、西片《驱魔人》《教父》，也有林青霞的《窗外》和尤雅的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。这些文艺片宛如污浊池水中偶然浮现的一股清流。至于爱情电影是否会“荼毒”学生思想，见仁见智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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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春里的一记重拳

那一年，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某天课间休息，文科班的阿全突然出现在我班门口，叫我出去。他只说了一句：“你很兰西！”随即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挥拳直击我的脸。我整个人被打倒在地，还未反应过来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

他外号“大哥全”，向来在校内以霸气示人，许多同学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。那天，他一口气打了三个人，而我成了其中最倒霉的一个。我们曾是同班同学，也曾和其他朋友组成小团体，但中四以后交集渐少。至今我仍不明白他为何出手。

后来听说，他当时追求一位女生被拒，心情极度低落。但就算如此，也无法理解他为何迁怒于我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我只能感叹，我太冤枉了！

毕业两年后的一场同学聚会，我终于有机会当面追问他。他竟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不记得了。” 我没有再深究，权当那是一段年少轻狂的往事。之后，我们各奔前程，整整二十多年未曾再见。

直到十年前的同学会，我们才再次频繁碰面，早已没有嫌隙与隔阂。不幸的是，他后来罹患癌症，于2020年2月病逝。虽然在新冠病疫期间我未能出席葬礼，但负责向同学们筹募了一笔帛金，转交给他的家属，愿他一路走好。

Hitch-hiking, 终于到了 Taman Midah

2011 年徐金辉，黄家杰，朱剑明，陈金全，

朱昱光，莫锦伦拍摄于矮仔铺前面。

陈文生，陈金全，徐金辉，苏承源，陈锦明拍摄于金宝戏院街。

2015年打巴喜义楼

（17） 活跃的高中岁月

中四那一年，我开始积极参与各种学会与课外活动，生活忽然变得丰富起来。童子军活动最常安排的是到金宝瀑布野餐，我们提着便当在山林间奔跑，溪水清凉，笑声回荡在瀑布下。到了周末，我们对家长谎称要在学校露营，其实只是躲进柔道室，和一群同学在室内胡闹到三更半夜，那种青春的喧哗，如今想来仍令人莞尔。

如今，那一排包括家政室的老旧建筑早已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几层楼高的现代校舍，甚至连国专楼对面也盖起了新大楼。校园变了，但那些日子依旧历历在目。

地理学会曾组织前往金马崙高原旅游，团费不过五块钱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上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。当晚我们住宿在碧兰璋的三宝万佛寺宿舍，高原寒气沁人心脾，让我享受了一个格外安宁舒适的夜晚。谁能想到，毕业之后，我竟重返旧地，在这个地方度过无数个夜晚。

我们还参观过一个锡矿场，那是名为“金山沟”的高脚结构矿区。在烈日下，我们步行前往砂泵操作区，观看泥浆抽取的过程。当时，我甚至像导游般为同学讲解这片矿地的构造，因为我曾经参观过。那一刻，我似乎找到了某种归属感。

还有一天下午，我们前往华隆轻工业区，参观了陈兰脚车厂。那时我才发现，原来金宝镇里竟藏着这么一项我从未注意过的工业。脚车零件的制作流程让我大开眼界，如果不是这次参观，我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踏足这个地方。

中四那一年，没有政府考试的压力，像是学生生涯中的蜜月期。许多同学在学业上稍显松懈，更多人将精力投入学会活动。假期里，我们常以活动之名向学校借用礼堂举办晚会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大家都急着奔向青春的热潮。

初期的晚会还算规矩，吹气球、打笨材，都是些无伤大雅的游戏。但渐渐地，晚会开始“进化”，上半场跳恰恰、阿哥哥舞，下半场就熄灯跳华尔兹。灯光一暗，气氛顿时暧昧起来，青春的躁动仿佛无处安放。

每年，新村路口的草场上都会出现一家游艺场，驻扎两三星期，除了摊位游戏，还有一个小型音乐舞台。只需三角钱买一张票，就能上台和马来妹跳一支舞，现场乐队演奏，四五分钟的舞曲里，我们轮番上阵，仿佛整个夜晚都燃烧着青春的火焰。

我也参加过几场在私宅举办的舞会，多由英校学生组织。其中一个名为“13 Sisters”的女子群组尤为活跃，舞会气氛往往奔放甚至狂野。有一次，我亲眼目睹一名少女疑似饮下掺有兴奋剂的饮料，神志不清地被带进房间，几个男子竟趁机非礼。我从门口经过，看见她衣裙凌乱，神情恍惚，那一幕至今仍难以忘怀。

据说，有些学生在厕所吸食大麻，我虽未亲眼见过，但确实闻到过异味。从那以后，朋友再邀我参加舞会，我一概婉拒。我虽贪玩，但不愿滑向罪恶的边缘。

那个年代的社会风气颇为混乱，书报摊上公开出售黄色小说与杂志，戏院也公然放映成人电影。那时这些电影被称为“X片”，大多是日本片，偶尔有西片或港产片，尺度极大，只要镜头不露下体，就能通过审查。虽然标示十八岁以上观众才能观赏，但许多穿校服的学生照样混进去。

检票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十七岁、只要个子够高就能进场。直到社会舆论压力升高，各团体联名抗议，才逐步禁止这些影片上映。其实这些X片极易刺激青春期少年的冲动，一旦自制力不足，便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悲剧。如今回想，实在无法理解当时为何还能公然上映。

那是一个危险的年代，X片、黄色小说、性感的迷你裙、狂野的舞会、潜伏的私会党徒、大麻与迷幻药，这一切交织在当时的青年世界中，稍一不慎，便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当然，这一切只在特定圈子里发生，大部分循规蹈矩的学生，其实并未接触过社会阴暗面。而我恰好踩在边缘，见证了青春的躁动与诱惑，也学会了自持与分寸。

金马崙高原

锡矿场金山沟

积莪营瀑布

金宝瀑布

校园内的营火会

务边湖滨公园

金宝轻工业区

少年十五二十时，青春洋溢

跳啊！唱啊！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充满游戏和欢乐的年代

务边湖滨公园，树荫底下青草地

艳阳高照，参观锡矿场是难忘的体验

初期在礼堂举办的晚会循规蹈矩

（16） 误入理科班的烦恼

隔壁文科班的同学

 

我曾因为考获虚假的好成绩，短暂地感受到一丝虚荣。进入理科班，本以为这是升学的捷径，却没想到从此踏上了一条让我烦恼不已的道路。

理科课程包括生物、化学、物理以及高级数学，这些偏偏是我最不感兴趣的科目。课本厚重，读两年不止，连放进书包都成了负担。开学后，我试着打起精神，专心听讲，希望凭借后天的努力弥补先天的不足。然而，缺乏天赋与兴趣的现实很快就将我打败。才过了一年，我就已感到力不从心。每次上课如坐针毡，无法集中精神。那时候我明白，我正在为自己会考时的作弊行为付出代价，咎由自取。

事实上，理科是为真正优秀、具备逻辑思维与钻研精神的学生而设，而我并不是这块料。跟不上课程进度，让我陷入意志消沉，深深怀疑自己的能力。

我曾将自己比作一名越野赛跑者。为了更快冲线，我没有沿着正道奔跑，而是冒险从山坡滑下取巧。虽然意外获得“胜利”，却因此摔伤了腿，结果得不偿失。当初只是为了能升上中四，从未深究文理科的差异。如今看来，那场考试的“好成绩”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是一种惩罚。

事后仔细分析成绩，其实我们班上只有五位同学落第。以我当时的真实水平，也许无需作弊就能顺利升班。如果我选择文科，学习历史和文学，或许会更适合我。根本没有必要冒险，若当场被抓包，岂非赔了夫人又折兵？

我那时并不知道理科生可以申请转入文科班，即使知道，恐怕也不会申请。程序麻烦，要重新买书，还得面对种种变动。退一步想，就算成功转到文科，毕业后还不是一样要离开校园？

除非成绩出类拔萃，争取到奖学金继续深造，否则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徒劳。就算勉强通过，又如何？升学固然美好，但若支付不起学费与生活费，岂不更加令人心酸？

我真正的愿望只是多读两年书而已，如今既已实现，又何必强求太多？我明白，人生有时要懂得及时放下。正如那句话说的：“上帝关上一扇门，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”

新的一年，我拥有了新的思维。我决定放弃一些科目，不再苦苦支撑，只想好好享受这段校园时光。依据自己的能力与兴趣，追求快乐与从容，比起背负沉重包袱强行前行，敞开心扉或许才是更明智的选择。

这一年，班上来了九位留班生。他们前一年参加MCE文凭考试，虽各科成绩不俗，却因马来文不及格而落第。他们在课堂上非常认真，这种态度让我钦佩，也让我更坚定地相信，选择放手并不是失败，而是基于现实的成熟决定。

我依然每天上学，只是不再修习理科与高级数学。其余课程仍专心听讲，只为汲取知识，而非为了应付考试。没有了文凭的负担，学习变得轻松自在。我很少做功课，也无需熬夜苦读，反而变得从容洒脱。

我将大部分书籍留在课室，放弃的科目课本则留在家中。每天轻装上阵，只背着一个小书袋，看起来也颇有几分潇洒。当时我们与独中共用教室，我的座位在下午班可能被另一位学生使用。我想，他大概会对我塞满抽屉的书本感到困扰。不过独中的学生人数不多，或许那张座位下午并无他人使用。

理科班的同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