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接触摄影，是从一份意外的便利开始的。中学时，班上一位同学的父亲经营摄影器材店。每逢郊游或学校活动，我们总能向他借相机，不用支付任何租金，只需将拍完的胶卷交由他冲洗就好。那是一种难得的信任，也成了我早年拍摄许多珍贵照片的起点。
我清楚记得，中五那一年，姐姐送了我人生第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，中国制造的海鸥牌。那时她在新加坡工作，而我已在金马崙开始工作。这台相机，陪伴我走过了年轻时最初的岁月。
后来到了吉隆坡，我添购了一台日本 Yashica 相机，从此只要有机会外出，无论是朋友聚会，还是公司活动，我都习惯随身携带相机。它像是旅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记录的不只是风景，还有当时的心情与友情。
摄影，从兴趣，慢慢变成一种生活方式。不久之后，好友 Foo 和 Paul 也迷上了摄影。他们选择的是 Nikon，而我也顺势换上同样的品牌。虽然我算是我们之中最早拥有相机的，但在摄影技巧上，我始终不及他们细腻认真。我们经常相约休假时在公园拍摄，有时只是练习构图，有时也拍些人像。
记得1985年，《星报》和《通报》曾联合举办一场摄影比赛，安排数位模特儿在蒂蒂旺沙公园供摄影爱好者拍摄。我和朋友们也赶去“凑热闹”，只是拍照归拍照，始终没有勇气投稿。也许那时候，拍照还只是为了自己喜欢，不是为了赢得掌声。
我和妻子结婚那年，正是朋友们摄影热情最浓的时候。我们没有去相馆拍摄传统婚纱照，而是由 Foo 和 Paul 带着相机，在公园为我们拍下了一系列自然又真实的婚照。时至今日，那些照片仍是我最珍惜的记忆之一。
2003年，我买下第一台数码相机，一台 Olympus 小型机，像素很低，价格却高达两千多马币。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，科技在改变拍照的方式，虽然贵，却值得。此后我用的单反相机多是借用大女儿的。不得不承认，在摄影器材的投入上，年轻人确实比我更舍得。
我的家里，现在还存着五十多本相簿。有些因为潮湿发霉，失去了无法替代的记忆。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记忆也需要备份。
于是我开始将老照片一张张扫描，保存进外接硬盘。以前我习惯把相机记忆卡的照片下载至电脑，筛选后再烧录成光碟。后来光碟被淘汰，我改用硬盘。可惜事与愿违，硬盘也不是万无一失。有一年其中一个硬盘突然损坏，令我痛失部分数码照片。幸好我尚有备份，从此我学会了分散保存，至少存在两个不同的硬盘中。
截至目前，我已上传约四万张照片至 Facebook 的相簿中，按日期归类，方便浏览，也能随时与家人朋友分享。虽然早期上传时需要压缩像素，画质远不如原图，但至少，这些影像已不再只是存放在角落里的记忆。
感谢这个时代的科技，让我们得以保存过去，也能欣赏别人的当下。
拍照是记录，摄影是创作。拍照，只要技术基本过关，一台小相机就能记录下生活的轨迹。而摄影，则更多是一种眼光的表达。选择角度、构图技巧、光影处理，每一项决定，都是创作者心境的体现。这也正是为什么，有些照片远比肉眼所见更动人，因为它融合了情感与意图。
不过，如今的数码影像过于容易被加工，有时也让我困惑。美感固然重要，但过度修饰后的照片，失去了原初的真实，也许便失去了它最动人的部分。
旅途中总有许多令人惊艳的景致，偶尔我也会专注构图、细心等待那一刻光线与云影交汇。但这样的举动往往花费时间，有时还得顾虑同行者的节奏。于是多数时候，我还是选择简单记录，不让拍照打扰旅程的本质。
自从数码相机崛起，胶卷逐渐退出舞台，连 Kodak 也难逃衰落的命运。这家公司曾是行业巨头，占据全球胶卷市场的半壁江山，却未能及时投入数码技术。当他们意识到转型的重要时，已错失先机。领导层固守高利润的胶卷业务，低估了技术变革的冲击，最终被时代抛在了身后。
这件事，对我个人的影响不止于摄影。它让我开始思考，我们公司，一家以印制电脑表格为主的企业，同样也正处在数码化的浪潮中。能否成功转型、能否在变革中找到出路，我不知道。但 Kodak 的故事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时时提醒着我们，不进则退，拒变则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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