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15）再见，金马崙

 烟雨，云雾，在我眼前飘荡，我心中亦是一片迷茫。

山上的生活安逸平静，但我的内心早已悄悄向往城市的缤纷与热闹。对未来的人生，我知道，是时候做出选择了。于是，我决定离开。

回想当年，我的第一份薪水是每月一百二十元，工作了六年后，薪资涨到了四百多。那时我并不清楚外面的薪金水平，也无从比较。朋友告诉我，我不必负担房租与膳食，待遇已算相当不错。

老板的善待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。他的信任与体谅，不仅成就了这段平凡却扎实的职涯，也成为我日后待人接物的重要参照。这份工作，锻炼了我的体力与心志，也为将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原本，我只需拿笔做账，记录出货。但我主动拿起铁钩，协助搬运装卸。他虽不在现场，却知道我多做了事，并给予奖励。那份被看见的努力，给予我极大的鼓舞。

后来在其他地方工作，我仍秉持同样的态度：份内的事，任劳任怨；份外的事，尽力承担。虽然不是每一分付出都立刻回报，但只要心存善念，好事终会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。

童年的坎坷，造就了我强烈的求生本能。小时候吃过苦，长大后更渴望品尝生活的甜。虽然如今的生活不算苦，却也说不上甜。我知道自己要走的路：吉隆坡，国内最繁华的城市，一定藏着属于我的机会。

也许，金马崙的工作经验在城市里派不上用场，但几年的山居生活，却让我在人际处世方面成熟不少。

临别前，好友万州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如果哪天你在吉隆坡混不下去，随时回来，我们一起再闯。”他的这句话，成了我下山的底气。即使一事无成，至少还有一条退路。

而另一位好友福兴，更是默默地塞给我一张五千元的支票：“存着以备不时之需，如果有机会，也可以用来投资。”他的信任与期待让我深感温暖。人生得一知己，夫复何求？

1979年的最后一天，福兴结婚。喜宴之后，我们话别。我与朋友们互道珍重，带着他们的祝福，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，离开了金马崙高原，启程去吉隆坡追梦。

那一年，电视台首次播放彩色节目，许多家庭购入彩电，掀起观赏香港电视剧的热潮。我像是当时“网中人”里面的阿灿，向往大都会的繁华，奋不顾身投奔而去。

回首来时路，欢乐多过忧伤，六年光景恍如一瞬间，青山依旧，绿水不变，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我也成长了。

此去经年，不知何时再回来。望着远山苍翠欲滴，那令人心醉的美好，我知道自己将永远怀念这里的一切。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他日重逢，也许已是人事全非。

曾经的相遇，如梦如烟。我们在星光之下，在花园小径，在山坡晨雾中，谈人生，谈理想。离别时，没有浪漫的场景，没有刻骨铭心的伤感，只有淡淡的哀愁与不舍。

我们都明白，金马崙只是人生的驿站。在那个时空，两个在异乡相遇的年轻人，就像风中柳絮、水上浮萍，终究只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。

多年之后，还有谁会记得谁？

在金马崙的那些年 （完结篇）

风吹铃儿叮当，彩云几许今飞，清脆的敲击声，依旧在冷冷的空气中回荡，

我要离开了，就让它好好地挂在这里吧。

（14）山下的光，心中的梦

 

我探访吉隆坡朋友的时候，通常会在星期五下午搭乘菜车抵达大巴刹，再换乘巴士去找他们。

那时他们住在八打灵再也的东南亚花园，在一家店铺的楼上合租了一间小房间。他们告诉我：“上了巴士，坐到终站就行了。”

我第一次去找他们，是在旧巴生车站附近看到一辆前往八打灵的巴士，便毫不犹豫地跳上车。谁知车子兜兜转转绕了好久，到了最后车上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
望着窗外昏黄的街灯，我心中起了疑，赶紧跑去问检票员。原来我搭错了车；我不知道八打灵那么大，还有那么多路线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是“大乡里出省”了。

幸好司机好心，将我载到一个候车亭，告诉我应该搭哪一辆车。再上车，再等待，抵达朋友住处时已是晚上九点多。简单吃了晚餐，大家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度过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又回到大巴刹。我陆续去过那里几次，每次相聚都不长，但都让我沾染到大都会的生活气息，尤其夜晚的流光溢彩，总是那么妖媚、那么迷人。

后来他们搬到甲洞的Desa Jaya，租了一整间屋子，人多了，气氛也更加热闹。我也更频繁地留宿，有一次甚至特地请假，来吉隆坡办了一场生日派对，邀请朋友齐聚一堂。那晚我们学跳舞，《Saturday Night Fever》这首歌整晚循环播放，气氛热烈而兴奋，像是一种短暂的青春释放。

那几年，我来回穿梭于高原、家乡与首都之间，与朋友们聚散无数。每当我从热闹的山下回到寂静的金马崙，心里总会泛起一点失落。

起初我到金马崙工作，只是打算暂时过渡，谁料一干就是好几年。朋友们都感到惊讶，我竟能在那样的地方呆那么久。

和其他朋友相比，我的收入其实不差，但总觉得生活里缺了点什么。回头想想，我那时缺的，或许是一个年轻人应有的梦想。只是我不曾察觉，始终在现实与安逸之间兜兜转转。

我热爱这份工作，但不想一辈子做个跟车书记；我喜欢金马崙，但也清楚这只是人生的驿站。我开始思索未来的方向，如果要继续留在高原发展，是不是得另辟蹊径？

也许，买一辆连罗哇小车，向当地的农民专收畅销蔬菜，交大罗里托运，载往大巴刹，卖给批发商赚取差价。或者像一些外来者一样，找个园主租用一块地，开芭种菜，从小做起，赚了钱之后再逐渐扩展。

但这样的出路虽然有潜力，却苦、却累，也需要一笔不小的创业资金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那个能耐与毅力。

工作以来，我几乎没再为金钱烦恼过。心里想的，始终只是“日子过得安稳就好”。思来想去，最后还是放弃了那些计划。

年轻的我，既贪图安逸，又向往自由，对未来既有渴望，又感矛盾。那段时间，常常陷入混乱的思绪中，心头一片迷茫。

曾几何时，在深夜梦回之际，我似乎听见一把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，低低地呼唤我：走出去吧，别困在原地。

我就像一只徘徊在大海上空的海鸥，心中的躁动开始鼓动翅膀，渴望飞向更遥远的地方。

山上鸟语花香，但我相信，山下有更青翠的草原，那里，也许才是我真正的梦想所在。而这样的念头，正在我心中，日渐清晰、日渐强烈。

当年的首相是胡申翁，副首相是马哈迪

居住在怡保的启德同学最先结婚

我特意请假去到吉隆坡开生日派对

轻柔浪漫的音乐在飘扬，这个夜晚太短暂了

多年后重逢，今宵可要痛饮一番

不同的人品酒有不同的感觉，有的人觉得辛辣，

有的人觉得香醇，五味杂陈，人生也一样。

我们准备骑单车前往邓普乐公园

（13）善事傻事

 

在金马崙高原工作期间，有时周末我会搭着运菜的货车前往吉隆坡。某个傍晚，卸完货后，我和两名司机在巴刹附近的大排档吃晚餐。

那时，我注意到邻桌坐着一位皮肤白皙、戴着眼镜的年轻人，独自吃着饭。我认得他，是巴刹的临时工阿祥，平时负责把卸下的蔬菜推送到各个摊位。他看起来斯文干净，与喧嚣嘈杂的环境格格不入。

出于好奇，我主动和他攀谈。聊起来才知道，他原来是名学院生，趁假期打几份工，白天当售货员，晚上在巴刹打杂，每个星期两天还兼着为学生补习。他笑说自己很“拼”，我问他为何要这么辛苦，甚至不惜做体力活。

他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，即将前往美国留学。家境贫寒，母子两人相依为命，为了多凑些生活费，他白天黑夜地奔波，也向亲戚借了些钱，但仍有一笔缺口。

听着他的故事，我心头一阵酸楚，他的处境似曾相识，勾起了我内心的同情。我随口问他还缺多少？他说大约还差几千块。

我们聊得很投缘。我问他关于学业的事，他回答得头头是道，逻辑清晰，显得相当有天分。分别前，我约他隔天一起吃午餐，心里已有打算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向几位菜商收账。因为临近新年，蔬菜运量大，收到的现款也比平时多，照惯例他们还会塞给我几个红包。

中午时分，我如约见了阿祥，但没有与他共进午餐，而是递给他一个信封，里头装着三千元现金。他愣住了，眼神中满是惊讶与难以置信，身旁的司机也面露错愕，像是想阻止我却又不好意思开口。

我笑着说：“这是借给你的，不用急着还，等你学成归来再说。”他激动地点头，眼圈泛红，不断道谢。

那一刻，看着他眼中的泪光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与光辉，仿佛头顶上闪着光环。

回到金马崙之后，我点算刚收到的公司花红和菜商的红包，数目相等于我几个月的工资，再加上储蓄，还欠千多块钱，我主动向老板坦白，自己挪用了钱借给朋友，让他日后在我薪水扣除不敷的款项。如果我没有回去金宝，通常我的薪水会存放在公司账户，需要时才支取。

新年后，我再次前往吉隆坡，想找阿祥了解他的出发日期及近况。却被告知，他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。

我震惊不已。他曾说离出国还有一个多月，怎会突然离去而不辞？自此，他仿佛从人海中蒸发了。

得知此事的人纷纷笑我太天真，说我轻信陌生人，讥讽我是“冤大头”。我的一片善心，不但未获赞扬，反被当成笑料，那种失落与懊悔，难以言喻。

老板知道后也唠叨了一番，不过他终究心软，决定少扣我一个月的薪水，让我感激不已。

事后，我常懊悔自己为何一时冲动，就借出一笔对我来说不算小的金额，连对方的真实姓名都未深究。尤其在那个年代，三千元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回想起来，真想拿拳头狠狠敲自己的脑袋。

然而，尽管内心郁闷，我的直觉却仍相信他没有骗我，我记得那双真诚的眼睛。

日子还是照常过，只是偶尔想起这件事，心里依旧会隐隐作痛。我努力安慰自己：也许他真的去了美国，只是太匆忙未能告别。

我始终相信，善有善报。上天不会辜负一颗善良的心，一切自有安排。那年十二月，我离开了金马崙，开始了人生另一段旅程。

我的前老板

我上到金马崙拜访前老板娘，闲谈中说起这件事，她不断解释说当时老板诉责我是为我好，以免将来再受骗，我当然明白他的用心，我也告诉她数年后我已经得到了回报。

（12）牌局背后的秘密

 

大罗里装满蔬菜离开之后，我们去到小镇上吃午餐。

饭店后方有一间简陋的小房，常有人聚在里面打麻将。有一段时期，麻将改为扑克牌赌梭哈，大家称之为“赌Pair”。

梭哈是一种以五张扑克牌组合成型的赌博游戏，四张明牌，一张暗牌。每发一张牌，由牌面最大的玩家下注，其余人选择跟注或弃牌。等五张牌全派完后，下注停止，各自翻开底牌，比大小定胜负。牌型大小依次为：同花顺、四条、葫芦、同花、顺子、三条、两对、一对，如无对子，则以最大数字为准。

我对赌博也感兴趣，每次吃饭时总会走进去看看。赌客中除了一个年轻人外，其余大多是菜农。这个年轻人大约三十岁，几乎每天都在场，而且常常赢钱。他总是坐在正对玻璃窗的位置。那是一般人避开的座位，阳光直射，刺眼难受。他却戴着深色眼镜，仿佛视若无睹。

我站在他身后默默观察，有一次，他明牌有一张K，底牌翻开时，我看见又是一张K，成了一对K。五张牌全出齐了，其他赌客都没有对子，只有下家最后一张是A。他叫注十元，算是小数目，三人中有两人跟注，一人弃牌。我以为他会趁机加码，没想到他竟然也弃牌，将手中的牌收了回去。

这举动让我大为吃惊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赢钱的机率很高，他却轻易放弃。结果翻牌后，赢家果然是一对A，把桌上所有的钱一扫而空。我心中一震：难道他能洞察他人的底牌？还是凭直觉赌对了？

第二天，我再次前去观察，终于让我看出端倪。他每次弃牌之后，手上总喜欢“把玩”其他的牌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他用指甲在扑克牌背面轻按，留下几乎看不见的微痕。不同数字的牌，他在不同位置留下暗记。

他们使用的扑克牌很新，牌面光滑，一般人看不出异样，但他总是坐在光线最强的那个位置，在阳光折射下，那些痕迹就变得清晰可见。加上这个玩法允许换底牌，他就能借助记号判断每一张换入牌的点数。有时，他甚至借口“看不清牌面”伸手帮人拨牌，趁机偷看底牌，难怪他几乎从不输。

某日，我在房外碰见他，轻声笑道：“大哥，你的赌术真厉害啊。风水位坐得好，所有牌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若我是你的合伙人该多好。”

他听了，愣了一下，随即从钱包掏出五十元，塞进我口袋，说：“我运气好，赢点小钱，请你喝茶。别跟别人提起这些事。”

我一时愣住了，这举动让我觉得像是我在勒索他。但其实我根本无此意，只是忍不住想炫耀一下自己的“眼力”，觉得彼此心照不宣便好。我曾经也在赌局中出过千，所以特别敏感，也更容易识破这些伎俩。

几天后，我又见到他。他朝我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出去，再次塞给我五十元，并低声说道：“以后你就别进去了。”

我随即对他说：“你不可能一直走运，像我这样的人能看出来，迟早会有更厉害的发现你，那时候可不是请喝茶能解决的了。”

老千最怕遇上比自己更厉害的高手，真要是被识破，轻则赔钱了事，重则可能挨揍，甚至惹来性命之忧。

他给了我“喝茶钱”，算是我懂点江湖规矩，知情不语，从此我也守口如瓶。没过几天，他便没再出现，房间里面也恢复了打麻将的场面。

自己的暗牌是K，在这种情况，一般人都会拼到揭牌，而不可能放弃，除非已经确定对家的暗牌是A 。（示范牌局）

（11）险胜也心虚的赌局

 下午，工人用小车将肥料和竹萝载去菜园，我没有跟随菜车下去冷力的时候，会留守在栈房码头，很多农民聚集在那里休闲，谈论有关种菜的话题，有时他们会开台赌博，我也会参与其中。

赌博，也许已经溶入在我们的基因里，尤其是华人，只要想赌，万物皆可下注。有一个时期，他们赌番摊，玩法是在桌面上画十字，分成1234四个部份，庄家用火柴盒盖住一堆火柴，另外握住剩余的，有时会用一张钞票遮盖着。

等闲家投注以后，掀开火柴盒计算火柴的数目，以四根为一组，剩余的数目决定输赢，比如说二十根就是开4，二十一根是开1，以此类推。

买中一个号码是一赔三，比如投注十元，开出将获赔三十元，庄家会抽水一元，基本上杀三家赔一家。

如果将钱押在线上，就是投注两个号码，开出其中一个号码则是买一赔一。更灵活的是，闲家还可以转注，把他人的赌注转投自己下注的号码，输赢由他自己承担。

谁都可以做庄，玩了几次之后，我也壮了胆子挑起大梁做庄，因为我发现了赢钱的秘诀。

首先，我先算好全部火柴的总数，通常二十多根，开赌的时候，抽出一扎晃一下，再用盒子盖住，然后迅速的在桌底暗中计算剩余的火柴，这样就可以预先知道将要开出的号码。

如果那个号码少人下注，我会很快掀开火柴盒计算，如果很多人下注的话，我会尽量拖延时间，等待他们将筹码转注别的号码，只要以激将法煽动一下，总会有人忍不住气动手，所以每次我都是杀多赔少而赢钱。

每一次都有人赢钱和输钱，赢钱的人为自己眼光独到而洋洋得意，大部分的人输钱，只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没有想到庄家的暗箱操作。

但有一次，情况失控了。那局大多数人竟然都押中了将要开出的号码，我已经拖延了好一会，大家仍无意转注。那一局若开出来，肯定就是要赔很多钱，几十块钱的赌注赔三倍将是百多块钱。对当时的我而言，将是大出血。

此时我有点着急了，幸亏早有准备，在这关键时刻只好使出险招，我用左手掀开盒子，右手拨开桌面火柴的时候，中指和食指下面已经暗夹另一根火柴，悄悄混入原堆。多了一根结果就不同了，这一根火柴是我藏在裤袋里备用的，非到紧急时刻都不会用到。

其实这样的行为就是出千，幸亏没有被人发觉，那一局我虽然赢大钱，但是那短短几秒，却让我心跳加速、冷汗直冒，几乎无法呼吸。万一失手被人抓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只是一次铤而走险，已经让我心有余悸，经此一局，我再也不敢造次。毕竟这是欺骗行为，自己也觉得心虚，不论输赢，终究亏的是良心。我以后再也没有下场了，甚至还规劝其他人不要沉迷赌博。

做老千，要处事不惊，面不改容，不顾人情，我难以达到这种境界，也不想往这方面发展。

所谓十赌九骗，我只是耍了一点小聪明，在那一段时间赢了四五百块钱，如果继续赢钱的话，必定愈陷愈深，难以自拔，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走入歧途，日后沦为职业老千。

虽然那年代有句歌唱道：“做老千好过做皇帝”，可我始终觉得，用欺骗换来的钱，是不义之财。就算赢了，也无法心安理得。

开1庄家杀五十赔四十赚十，

开2庄家杀六十赔三十赚三十，

开3庄家杀四十赔九十亏五十，

开4庄家杀五十赔四十赚十。

和我一起工作的工友

（10）高原上的青春与花季

 

在金马崙高原的那些年，我结识了几位知心好友。万州是老板的小弟，也与我住在同一层楼，我们每天在同一个地区收菜。他性格豪爽，对我十分照顾，感情逐渐深厚。

福兴是一位菜农，从父亲留下的一小块园地开始，靠着勤劳与毅力，开荒扩种，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他是我最谈得来的朋友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保持联系。

周末若没下山，日子常显无聊，有时甚至感到郁闷。幸好有几位好友相伴，生活并不孤单。最初那几年，我们在高原上四处游走；后来，周末常会结伴去怡保，离开金马崙前，还一起到过槟城、太平和云顶。

偶尔，山下的朋友也会骑着电单车上来探望我。高原气候凉爽宜人，是个绝佳的旅游地。我总盼望他们能抽空上来吹吹风，点燃我对生活的热情。

朋友来了，除了参观几个著名景点，我还会带他们到菜园走走，让他们亲身感受农友的日常生活。我们也曾在柑树下边采边吃，这种体验，可不是普通游客能享受的。

那个年代，放眼望去，菜园满眼青绿，从山上俯瞰，景色宜人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如今却到处都是盖上塑胶布的菜棚，那种天然的美感早已不复存在。

在山上工作了几年后，我的生活圈逐渐扩大，认识了不少朋友，男女皆有。异性朋友多是菜园、蔬果摊和花圃的员工，她们的出现，为我平淡空虚的日子添上了一抹亮色。

那时我姐姐在新加坡工作，送我一台相机。多亏她，我才能把青春岁月中的点滴一一记录。多年以后，每每翻看那些泛黄的照片，往事便如潮水般涌来。

七十年代末，金马崙开始出现大批花圃。许多菜农改种花卉，也有花农扩大种植规模。他们开辟新地，搭木架、盖塑料棚，建起大片花圃。

花卉售价固定，不像蔬菜那样被批发商压价。尽管花的生长期较长，但市场需求大，收入稳定，吸引不少人投入。最常见的种类是菊花，初期多销往本地与新加坡，后来也出口至日本和其他国家。

种花需投入大量资金，必须大规模种植才能有经济效益。搭棚、设置喷水系统、灯照电费、肥料农药与人工，都是主要成本。

花圃需要大量人手，从采摘、包装到运送，都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。工人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小镇女孩，初中毕业便辍学，无一技之长，于是选择进工厂或到高原工作。

我那时还年轻，晚间出现在女工宿舍大厅时颇受欢迎。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，总能轻易激发欢乐的火花。在那样融洽的氛围里，我时常有种飘飘然的错觉，仿佛自己是一只在花丛间飞舞的蝴蝶。

那时我才二十出头，内心充满轻狂不羁，总觉得青春无限，任我逍遥，从未想过在这个年纪成家立业。

我也明白自己不过是高原上的过客，不愿让情感成为束缚。有了这样的心态，许多遇见终究只是镜花水月，难以开花结果。

 

（9）山路惊魂夜

 

有一次，像往常一样，我乘坐菜车回去金马崙，由于当天罗里在车厂进行维修，延误了出发的时间，傍晚才离开吉隆坡。

司机在美罗打油的时候换班，先前驾驶的那位同事，爬到前座上面的箱格子里睡觉，我则是倚靠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休息。

罗里两边没有车门，开车之后，我在外侧扣上铁链。上山的时候，我会穿上外套，然后将左边的通风处扣上帆布，避免山风着凉。

在金马崙工作了几年，我已经很熟悉这段路，如果是白天，我望出去就知道大概到了什么地方。

罗里载着将近两百包鸡粪，远超限定的重量，司机踏足油门在斜坡上行驶，引擎发出咆哮的声响，但是它的速度还是很缓慢。

车灯照亮前方的路面，两边则是一片漆黑，晚上来往的车辆都很少，在路途中，我一直处于半醒半睡的状态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间，出现一阵嘈杂的声响，罗里经过一连串的震荡停顿下来，我被惊醒后，发觉座位稍微倾斜。

握住驾驶盘的司机，大声催促我下车，我赶紧打开帆布和铁链拾级而下，过后两个司机也从同一个出口跳下来。

当时周围黑漆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，直到我双脚踏上马路，再走几步，才清楚原来罗里已经偏离了车道。

过了不久，有一辆轿车经过，司机看到我们的状况，即刻停下车来，他的车灯照亮了现场。

我看到停在路肩上的罗里有点倾斜，背景漆黑一望无际，当我发现山壁在自己的身后，顿时感觉到脊背发凉，因为路肩的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，实在太惊险了！我估计这个地点离开冷力大约五英里。

原来司机驾驶的时候打瞌睡，罗里经过一小段直路，慢慢的越过对面方向的车道，继续往前行驶，在接近拐弯处，车轮辗上路肩，也撞倒了路边的一块石碑。

由于司机打盹没有踩踏油门，罗里在上坡路逐渐失去冲力，车头被前面几棵树干阻挡着，车底卡在突起的路肩，导致车辆停顿，此时，右边的前轮已经悬空了。

第二天，老板安排了一辆重型吊车，用钢缆将罗里拖回马路。当时我也在现场，站在山边往下望，山谷很深，只能看到树冠，我不禁透了一口气。

如果当时罗里没有停下来，我们三个人恐怕生命不保。那位司机很内疚，不过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们也没有责怪他，大家都认为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

也许当天他太累了，因为下午修车的时候等了很久，天气炎热，也没有适当的地方休息。

往后的日子，每次我经过那个地方，都会多看一眼。甚至离开金马崙多年之后，上去旅游路过时，我都会想起这件惊险的往事。

（8）蔬菜批发市场

当年，吉隆坡的大巴刹坐落在怡保律，也就是现在的布特拉世界贸易中心（PWTC）所在地。这里曾是全国最重要的蔬菜批发市场，建筑内聚集了上百家批发商，每天清晨人声鼎沸、车水马龙。

凌晨五点，大巴刹便已开始营业。菜贩们从这里批发新鲜蔬菜，再分送至吉隆坡各个角落。等到早上九点，档口便开始清理，批发商准备结账，街道上也逐渐恢复平静。

当时，雪兰莪州各地的菜贩多数通过中间商，从吉隆坡取得蔬菜供应。至于霹雳州，则以怡保的大巴刹为中心，统筹整个区域的菜市。

金宝、安顺、丹绒马林等地的中间商，多半自己驾着小货车，直接上金马崙向菜农收购新鲜蔬菜。而如新山、关丹、大山脚等地，则是每天由一辆大罗里专门送菜过去。

大巴刹本身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，帮派势力错综复杂。有一次，一名司机在大巴刹被两名私会党徒索取几十令吉的“保护费”。我们向某位菜商反映后，钱虽然被退了回来，但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无形的威压。

那时候还没有南北大道，从冷力到吉隆坡得花上整整四个小时。每辆菜车配有两名司机，轮班开车。他们通常会在打巴添油、换班，换下的司机则爬上驾驶座上的箱格小睡。

从万桡通往吉隆坡，必须穿过邓普乐公园的山路，那是一段弯曲狭窄的单行道。菜车在长坡上缓慢爬行，常常造成后方车辆长龙。一旦遇上故障更是棘手。有一次，我们同行的罗里在此爆胎，车子严重倾斜，只能先卸下一部分货物才能换胎。那地方狭小，我们也下车帮忙，整整折腾了几个小时，严重塞车，行程被耽误了四个多小时。

每天下午五点多，来自金马崙的菜车陆续抵达大巴刹卸货。几个年轻小伙轮流把一箩箩蔬菜推到不同批发商的档口。与此同时，批发商也把前一日的账单交给司机带回公司。

之后，司机再把罗里开到养鸡场，装上袋装鸡粪作为回程的货物。等他们吃过晚饭、在饭店冲凉后，才重新上路。经过打巴时，再把新的竹箩叠好放入车斗，通常回到冷力已是凌晨一两点。

星期日是批发市场的休息日，星期六不收菜。星期五晚上，司机会在吉隆坡过夜。如果我想进城，就搭这一趟车同行。

吃过晚餐后，大家结伴去看电影。那时在吉隆坡看过的卖座片包括《半斤八两》《大白鲨》《金刚》《周末狂欢》《醉拳》等，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。

我们住在巴刹附近一家廉价旅店，很多菜车司机都住那里。店家特地设一间大房供人聚赌，十几个人围着一桌，赌的是牌九。

我的职责是分派蔬菜给各家批发商。每次来吉隆坡，总有菜商特别热情款待我。当时年纪轻，还没见过世面，一顿丰盛的晚餐便让我受宠若惊。

日后才渐渐明白，这是生意场上的常态。农历新年时，还有人会塞红包给我。他们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希望能多分到一些优质菜，尤其是产量稀少的品种。

金马崙的蔬菜买卖机制独特：蔬菜先送至批发商手上，价格由他们定，菜农隔天看到账单后，才知道最终实收多少。虽然价格波动通常不大，但整个制度是否公平，的确存在争议。

不过，它能沿用多年，自有它的合理性。菜商之间也有竞争。如果某家批得太低，我们会提醒他，或者日后少配些菜给他。不然，菜农看到自己的蔬菜卖得比别人低，肯定不满，怨言四起。长期下来，不仅会伤害商誉，也可能流失客户。

 

以前金马崙农民用竹箩盛装蔬菜，现在已经改用纸皮箱。

如今士拉央批发市场的工人几乎全部都是外劳。

（7）高原上的慢时光

 

每天清晨，是我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。中午过后，所有蔬菜都已经装上罗里，我得赶紧把货单准备好交给司机。通常我会跟随菜车返回冷力。等到他们启程之后，我的一天才算真正清闲下来。

冷力是个民风淳朴的小镇，不是旅游景点，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。人们的闲暇活动，最多就是在茶室里打麻将、喝茶、闲聊。当年的电视节目还只是黑白画面，录像带尚未普及，在这里工作与生活，确实显得有些单调乏味。

阅读报纸成了我每天最主要的消遣，由于实在太无聊，连副刊上的每一篇文章我几乎都认真读过。工作第一年，正值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，国阵成立，并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，报章上铺天盖地都是政治新闻。

国际大事也接连不断：美国总统尼克逊因“水门事件”辞职，接着蒋介石、周恩来、毛泽东相继去世；我国首相敦拉萨也在那个时期离世。这些领导人的谢幕，为世界和各自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，是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。

工作几个月后，我买了一台卡式录音机，又在吉隆坡购入许多翻版录音带。那时，旧曲卡带每卷只售 RM1.00，而邓丽君和许冠杰的也不过 RM1.50。如此便宜的价格让我买得非常尽兴。

我的卧室布置得井井有条，墙上贴满画报与自己的创作。在那个小小的私人空间里，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艺天地。一边阅读书籍，一边聆听喜爱的歌曲，那是我在冷力生活中最纯粹的享受。

晚上八点多，从怡保返程的罗里抵达，司机会把货单交给我。我先核算车费，等隔天早上再加上新一批货单进行总结。这段时间，有些菜农会聚在办公室闲聊，话题大多围绕蔬菜行情，也有人会谈谈种植经验，偶尔聊到国内外的新闻时事。

之后我们会一起吃宵夜，通常是与老板的弟弟或菜农们同桌。不论何时，大家都不会让我这个“打工仔”出钱，久而久之这也成了默契。于是，在高原的日子里，我几乎花不到钱，只有在金宝或吉隆坡外出时才会消费。

大多数菜农学历不高，普遍只读到小学毕业，便早早投身劳作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个有知识的“高材生”，因此倍受尊重。他们也知道我收入不高，对我格外照顾。

每天的生活，周而复始；每天的工作，也几无变化。我没有明确的追求，也没有远大的梦想。光阴就这样悄然流逝，几年一晃而过。

起初，我觉得这种无牵无挂、无忧无虑的生活还算写意，是一种放松。但日子久了，岁月静好也变得太过平淡，如同一潭死水，毫无波澜。内心开始感到空虚与沉闷。

过于清闲会令人变得慵懒，逐渐磨去原本的锐气与进取心。我那时才二十出头，正值青春年华，却过着一种缓慢而被动的日子。不禁自问：这样的生活，是否在虚度年华？

我曾读过一句禅语：“人生就像一扇门，有人悲观于门内的黑暗，有人却乐观于门内的宁静；有人忧愁于门外的风雨，也有人快乐于门外的自由。”

这句话让我感触良多，不同的人，在同样的处境中，能有截然不同的心态；而即便是同一个人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也会生出不一样的感悟。

 

在我的房间里，墙壁上挂满画报和我自己的创作

私人空间，任我涂鸦，我抄写徐志摩的诗挂在墙壁上。

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，我当时的心情写照。

一人独处，静美与清灵随之而来，寂寞也温柔。

（6）剧毒的农药

 有一次，我经过一个菜园，看到一位菜农正在喷洒农药。我走近一看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他戴的“口罩”竟然是一块女性用的卫生棉！那情景实在滑稽。

那时的卫生棉是一块厚厚的棉布，两端还有绑绳，没想到他竟将它当作防护工具。说实话，这种材料确实可以阻隔毒雾，也许我们该佩服他临时应变的聪明才智。

在那个年代，为了防治虫害，菜农经常在蔬菜成长过程中喷洒各种农药。可是时间一久，害虫对农药产生抗性，农民便不得不加大剂量，甚至混合多种杀虫剂一同使用，导致收成后的蔬菜农药残留也随之增加。

有些农药只是附着在植物表面，用来对付啃咬叶片的害虫，虽然初期残留量高，但消退得快，可被雨水冲刷和阳光分解；而有些水溶性农药则完全不同，它们能通过气孔、水孔或根部渗入植物体内，均匀分布，任何部位被咬食后都能毒杀害虫，药效持久，残留也较久。据我了解，菜农通常不会在采收前使用这种类型的农药，但如今是否仍如此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我记得当年在菜园里闲逛，看到成熟的番茄，总喜欢顺手摘一个下来吃，只是用衣角随便擦一擦就塞进嘴里。后来才知道，农药的毒性相当强，没洗干净的蔬菜根本不能随便入口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这样鲁莽了。

我还记得，当时常见的农药有“良力”（Lannate）和“大满罗”（Tamaron），都是剧毒的杀虫剂，后来被明令禁止使用。

除草剂也是常见的剧毒农药，在农舍里随手可得。有些家庭因矛盾激烈，一时想不开竟饮用除草剂轻生，这类悲剧时有所闻，尤其常见于印裔社区，让人唏嘘。

那时很少有菜农使用温室棚架种菜，因为成本过高，只有经营多年、经济宽裕的农民才负担得起这种投资。

如今，许多人开始提倡有机种植和水耕农业，以减少农药的危害。不过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还没人听说过这种栽种方式。

农药在农业发展中曾发挥过正面作用，提高了作物产量，但随着使用的频率与剂量不断加大，它们对生态环境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

例如，在金马崙山区，河流下游住着不少原住民。如果农药残留顺着雨水流入小河，将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健康。近年来，政府也开始重视这类问题，加强对河岸农地的监管与限制。

农药有效地减少虫害，特别是那些已被禁用的剧毒农药，往往见效最快。但它们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也最为严重。菜农夹在丰收与良知之间，常常陷入两难：该不该偷偷使用，成了一场个人道德与现实利益的拉锯战。

无论如何，作为消费者，煮食蔬菜之前，一定要清洗干净，不管它们来自什么地方。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整个家庭健康的保障。

 

天气和虫害都会影响到蔬菜的收成

搭棚种菜收获较高，不过成本不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