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，导致我国和印尼的对抗，在东马两国边界出现了一些冲突，西马沿海一些地区也有很多印尼人强行登岸，国内气氛紧张，据说随时可能发生战争。
当年我在念二年级，学校有进行防空的避难演习，一听到急促的钟声，我们就立刻依照老师的指示，跑去篱笆分散蹲下，我们就好像当作是一场游戏。
过了几天，在家里看到有军机在上空飞过，以为真的要打仗了，心里觉得非常恐慌，结果虚惊一场。
1964年，我国举行全国大选，乡村里到处都挂满印上帆船的海报，那是联盟的标志。反对党是社阵的牛头标志，以及另外一名独立人士的剪刀标志，海报数量很少。
有两位联盟的助选人沿户拜票，他们代表执政党，不过没有像现在国阵候选人那样，进入乡区大派糖米油盐。
大人只获得一张传单，他们教导姑妈和其他人，到时在帆船旁边的格子画一个X。我得到两粒酸柑糖，当然很高兴，还希望其他政党也会派人来。
他们说不久的将来，政府会在路口安装一支电杆，晚上亮了灯外面就没有那么黑暗。我们不懂得政治，后来却懂得那是一个骗话。
大选的结果是联盟赢了，东姑阿都拉曼继续担任首相，我们生活如故。
学校的门口，有一个小摊档，放学的时候，学生们蜂拥前往，购买各种零食和冰水，档主忙得不可开交。
很多学生围着玩Tikam，那是一种抽签游戏，付了五分钱就可以撕下一张密封的纸条，打开之后，根据里面的图样领取奖品，如果只是一个几何图就泡汤了。
那时我已经九岁，档主见我每次都只是旁观，于是建议我帮他的忙，负责收钱和检查，我的酬劳是一杯冰水，或者一支冰淇淋，互助互利，相得益彰。
那一年，姑妈坚持告老还乡，我们哀求她也不肯留下。她说年纪大了，等不及我们长大奉养她，回到故乡有亲人照顾。
姑妈回去唐山之后，我们幸获老村长暂时收留，住在他屋子后院的一间空房。我哥读上午班，我读下午班，这是我第一次自已煮饭，不用煮菜，因为只需要将鸡蛋放进饭煲蒸熟就行了，村长夫妇有时会给我们一些餸菜。
屋子后面有一个果园，那段日子，我几乎每天都吃番石榴和红毛丹。母亲还是居住在胶园的宿舍，每个星期回来见我们一次。这是我人生之中最黯淡的日子，就那样度过了两个月，终于等到年底放假，我再次跟随母亲在胶园生活。
每当我对生活感到不满的时候，会想起老师的一些话，他说比起那些失去双亲的孤儿我好得多，至少还有家人，比起那些身体残缺的孩子我好得多，至少我能健康的成长，比起那些饿到皮包骨的非洲儿童我好得多，至少我还有饭有粥吃，想到这一点，心里就没有那么难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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