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20） 再见，老师

（后排左起）曾祥发，叶锦荣，卢荣生，关金来，陈海文，罗泚贤，伍楚亮，陈东就，颜平宗，苏承源，陈川正，黄鸿福，冼锦棠，方亚明，徐金辉，欧光明，陈文生，黄家杰 （中排）区健美，朱翠芳，杨美美，陈宝爱，江桂兰，周丽贞，陈彩云，陆彩娟，严绣翠，胡素莉，洪素云，叶玉娇，陈美清，何桂恩 （前排）施玉珍，吴亚凤，陈秀宝，吴雅妹，戴月梅，沈月英，李青年副校长，赖吉粦老师，刘源通校长，曹翠萍，郭有娣，李颖芬，李玉娣，陈万娉。

 

赖吉粦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整整三年。像许多老师一样，他特别疼爱成绩优异的学生，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班上成绩最好的往往是女生，她们乖巧听话，认真学习，作业从不马虎。

除了学习成绩，体育表现突出的同学也会引起他的注意。然而，我从来没有在运动会上获得过任何奖项，尤其是个人项目，总在初赛中被淘汰。每逢运动会，我始终只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。

小学时期，每逢星期一清晨，大家会在操场列队，跟随黄裕雄体育老师做广播体操。上体育课时，男女分开，我们男生只是在草地上追着一颗足球奔跑。除此之外，我几乎没有参与过其他体育活动。

我的课业成绩中等，体育不行，自然得不到赖老师特别的关注。反倒因为调皮、好动和偶尔偷懒，成了他重点“辅导”的对象。赖老师对我们这些顽皮学生并不苛责，而是语重心长地劝导，只是态度上更严厉一些。当然，我们这些孩子虽然顽皮，却不算“坏”，没有逃学、打架、破坏公物，也不曾口出恶言。

我曾是他鞭打最多的学生之一，但我从未心怀怨恨。因为每一次惩罚，都是我真的做错了事。在他因材施教的引导下，我逐渐收敛了行为。到了第三年，赖老师几乎不用再为我操心了。

不久之后，赖老师患上了肺病。有好几次在上课期间，他会交给我两块钱和一张字条，让我步行到市区的中药店买药，来回正好是一堂课的时间。

当年，金宝镇上有好几家中药店：余仁生、卫生堂、万安堂、广生和广元。他指定我去“广元”，为什么每次都选这家、也为何一定在上课时派我前往，我始终不解。

六年级下半年，我刚学会骑脚踏车。有一次，赖老师要我去买药，还特意吩咐江姓女同学借她那辆脚车给我用。那是一辆高大的旧式脚踏车，而我个子矮小，双脚根本无法同时踩到两边的脚踏板。即便如此，我依然满怀信心地出发了。

从学校斜坡骑车飞驰而下，风掠过耳畔，那种速度带来的快感让人上瘾。可那天，在经过油站旁的大弯时，我因为下坡太快，车子难以控制，眼看就要冲入左边的大沟渠，我猛地把车头往右一转，竟越过马路中线，冲到了反方向车道。

幸好当时马路上没有其他车辆经过，不然，我的小命可不保了。当时我听到离现场不远的地方，有一辆北下的罗里发出响亮的喇叭声音，也许，司机机警的踏下了刹车器，将我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。

那次之后，我心有余悸。往后每次骑车下坡，我都会格外小心，多次按刹车减速，绝不敢再大意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在如今的教育环境下，老师在上课期间让学生外出代买私人物品，早已严重违反教学规定。其实，那时恐怕也并不允许，只是我乐意帮忙，又没人告状，也就平安无事。幸好当年没有出事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赖吉粦老师在我们小学毕业那年结婚，全班同学凑钱为他准备了一份贺礼。三年来，他如春风化雨般的教导，让我们感激在心。没想到，仅仅两年后，他就因病去世，英年早逝，令人无比惋惜。

小学六年，只是学习旅程中的一段短路程。但在这段短暂的时光里，我遇见了几位塑造我性格和思想的“灵魂工程师”。赖吉粦老师，正是其中让我敬仰、怀念、感恩的一位。我将永远记住他。

我的童年故事 （完结篇）

斜坡上面就是骑脚踏车的起点

（19）当年局势

拍摄于2020年1月

每天傍晚，隔壁的刘耀洋货店总会传来一阵阵悠扬的流行歌曲。姚苏蓉那首《负心的人》不知被重播了多少遍，反而原唱者汤兰花的版本却鲜少听到。在那个年代，同一首歌常常由不同的歌星演绎，仿佛每一把嗓音都在为旋律注入新的灵魂。

店铺前的长凳总是坐满了人，大家一边乘凉闲聊，一边望着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行人。那些成年人看完报纸后，便开始高谈阔论，话题从政治时局到社会趣闻，无所不包。偶尔，他们也会谈起脱衣舞孃陈惠珍在乐宫戏院登台的轶事，我站在一旁听得入神，心中充满了好奇与遐想。

为了满足对这些话题的好奇心，晚上我也开始学着阅读报纸。前面的商店订阅了《南洋商报》，堂叔下班后也会带回《新明日报》，于是，五六年级的我便有机会接触到两份报纸。打开报纸后，我总是先翻到电影广告和娱乐新闻。那时，香港拍好的电影通常要等一个月才会在我们这里上映。每当在霹雳版看到怡保戏院的广告，我便知道，那部电影不久后也会在金宝上映。作为一个超级电影迷，这些琐碎的细节我从不放过，仿佛每一则广告都在为我的期待添上一抹亮色。

那时的傍晚，音乐、闲聊、报纸和电影，交织成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，简单却温暖，平凡却令人怀念。

我对国际新闻也抱有浓厚的兴趣，尤其是那些充满视觉冲击的新闻图片。然而，在那个年纪，我的知识水平有限，只能理解新闻表面的报道，对其背后的复杂背景却一知半解。尽管如此，从小养成的读报习惯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，开阔了我的视野。

六十年代的国际新闻充满了动荡与变革。越南战争是当时最常见的头条新闻，美军的伤亡数字不断攀升，国内反战示威此起彼伏，约翰逊总统在巨大的压力下艰难应对。与此同时，中东的战火也引人注目，以色列被多个阿拉伯国家围攻，最终却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，这场战争的结果令人震撼。

在那个年代，女性担任国家领袖还是一件罕见的事。甘地夫人成为印度总理时，我初次意识到女性也能登上权力的巅峰，心中不免感到些许不可思议。然而，当梅厄夫人出任以色列总理时，我已经不再感到惊讶，仿佛时代的浪潮正在悄然改变世界的面貌。

印尼的政局动荡也让我印象深刻，苏哈多推翻了原任总统苏卡诺，政变期间爆发了血腥的排华暴动。报纸上刊登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，令人不寒而栗，仿佛战争的阴影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。

这些国际新闻不仅让我了解了世界的纷繁复杂，也让我意识到，远在他乡的动荡与变革，或许也会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读报的习惯，让我在年少时便与这个世界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联系。

在那个局势紧张的年代，我国的羽毛球队击败印尼队，赢得了象征羽坛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。这一胜利不仅振奋了国人的士气，也让当局决定以盛大的方式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。夺冠的选手们被安排乘坐敞篷车，从北到南穿越沿途的市镇，接受各地群众的欢呼与致敬。

当车队经过金宝时，整个小镇沸腾了。选手们站在敞篷车上，手扶奖杯，面带微笑地向夹道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。务边街上人潮涌动，欢呼声此起彼伏，仿佛整个小镇都被胜利的喜悦所笼罩。这是一个让无数国人倍感自豪的时刻，在众多选手中，我唯独记住了陳奕芳和伍文美的名字，他们的风采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。

那个年代，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，社会动荡不安。尽管成功试爆了原子弹和氢弹，但经济却一蹶不振，民生困苦。我的姑妈就在两年前回到家乡，然而，等待她的并不是亲情的温暖，而是无尽的苦难。

我们是从前往大陆探亲的亲友口中得知，当年她回到家乡后，由于亲人的房屋狭小，竟被安排在猪圈旁蜗居。得知此事，我们心如刀绞。我的兄长因家境贫寒而辍学，而母亲即便日子拮据，仍坚持定期寄钱给姑妈，以报答她当年的收养之恩。

脱衣舞孃陈惠珍在乐宫戏院登台

（18） 电话亭的钱箱

金宝市区曾有两座公共电话亭，一座位于乐宫戏院对面，靠近饮冰室；另一座则设在务边街，第一排店铺与路口之间。每逢周末，这两座电话亭前总排着长队，人们等着打电话回乡联络亲友。通常，到了星期日晚上九点之后，电话亭便空无一人，归于寂静。

有一次，我从电话亭前经过，恰巧遇上电讯局的员工在卸下电话钱箱准备收款。我出于好奇站在一旁观看，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：那个钱箱竟不是全封闭的，它的背面上方有一道约一公分宽的缝隙。

我脑中顿时浮现出电影《黑玫瑰》《女杀手》《妙手神偷》里的场景，心底萌生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念头。

我决定在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前往务边街的电话亭碰碰运气。那边人少，又偏僻，尤其过了九点，几乎没有人再打电话——因为大家都知道，那时钱箱已经被投入满了，硬币根本塞不进去。

我仔细查看钱箱后方的空间，发现虽然狭窄，但勉强可以把一只手掌伸进去，手指甚至能够触碰到缝隙里卡住的硬币。只要设法拉出最上面的那一枚，下面的就有可能松动。我一边用手指旋转，一边用事先准备的铁钉轻轻挑挖，终于，第一枚硬币“叮”的一声掉了出来。

整个过程相当费劲，我只能用一只手操作，另一只手则拿着话筒装作正在通话，同时还得不断张望，警惕是否有人经过。那晚，我成功“提取”了一块多钱。那一刻，我竟然觉得自己像个天才，有种电影中侠盗黑玫瑰般的成就感，内心一阵飘飘然。

此后，我几乎每周都会去碰碰运气，每次多少都有些收获。要是放在今天，我简直觉得那电话亭就是我专属的ATM提款机。

然而，内心的矛盾也随之而来。明知道这是偷窃，是犯法的事，一旦被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罪恶感、得意感和金钱的诱惑在我心中纠缠不清。我开始思索，那些铤而走险的匪徒，是否也是在这样的情绪中挣扎？

这样持续了两个月，内心的负担却越来越沉重。我常常犹豫是否该就此收手，但最终还是如常前往电话亭。直到有一天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，我发现钱箱后方的缝隙竟被一道铁片封死了。

我怔住了一下，随即转往乐宫戏院前的另一座电话亭，结果也一样。两座电话亭的钱箱都被加固了，这意味着：他们已经发现有钱被偷走了。

我心头一紧，背脊泛起一股寒意，拔腿就逃。脑中浮现出各种可能，要是他们早已察觉，只是按兵不动，悄悄布下埋伏，就等我再次“作案”时人赃并获，那我岂不是当场就完蛋了？我暗自庆幸，他们并没有采取这种方式。

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脑海中总会浮现电影里的画面：窃匪被警察当街制服，戴上手铐，被推上警车，最后锒铛入狱。虽然我没有真的被抓，但心理的阴影仍然久久未散。甚至连经过电话亭时，我都不敢多看一眼。

或许，他们根本没有察觉，只是恰好在那段时间更换了新款的钱箱。但不管真相如何，这件事给了我一次深刻的教训。

做犯法的事，不一定要被抓才算惩罚。就算没有东窗事发，精神上的负担和忐忑，也是一种代价。不义之财挥霍得快，但留下的心理创伤，却要很久才能抚平。

（17）街头卖药人

我住在市区，经常有机会见到形形色色的街头卖艺人，他们来自四面八方，在金宝落脚后，常选择在巴刹街或安邦街摆摊表演。

巴刹街位于信友酒庄与新荣源杂货店之间，是通往菜市场的主要通道。清晨这里熙熙攘攘，街道喧闹，但一到晚上便归于寂静。路旁有三间售卖洋货的小店，对面只有一档卖香烟的小摊，摊主正是我们屋里的房客之一。

另一处热门表演地点是安邦街，那一带夜市兴旺，食档林立，集聚着金宝各式著名美食：老鼠粉、炒粿条、猪肠粉、鱿鱼蕹菜、猪杂粥、罗米饭等，香气四溢，人声鼎沸。

每当夜幕低垂，卖艺人便在七点多开档。两三位同伴，铜锣一响，清脆悠扬，顿时吸引大批观众围观。不一会儿，人群便将摊位团团围住，熙来攘往。我和其他小孩总爱钻到最前面，或蹲或坐，目不转睛。

表演尚未开始，主讲者便自我介绍，说自己是习武之人，练功时常受伤，需借助药物疗伤。他们自制的药品疗效显著，如今愿以亲民价出售，广结有缘人。

他们滔滔不绝地介绍药效，有时还搭档对唱，口若悬河地宣称药品源自祖传秘方或名师传授，有的说是古代太医遗方重现。所售药物多为药膏、药油、药酒，声称能治百病——伤风咳嗽、头痛腹泻、刀伤虫咬、腰酸背痛、跌打损伤，无所不能。有人更夸口说，药酒不仅治病，常饮还能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。

我相信这些药物或许确有一些疗效，但那些浮夸的宣传实在令人存疑。尤其提到清朝宫廷用药，更觉言过其实。

不同的卖艺人有不同的本事，有的舞刀弄枪，有的赤手劈砖；有人卧躺在碎玻璃上，有人徒手抓烫红的铁链，还有人让毒蛇咬住手腕。表演者常面露痛苦之色，展示红肿或受伤部位，随后由助手当场敷上他们推销的药物，片刻之后竟又若无其事。这些现场“疗伤”的桥段，是他们最强而有力的销售手段。

通常，只要有一位观众掏钱购买，立刻引发“羊群效应”，接着就有许多人纷纷跟进。药物售价一般是每瓶两块钱，多买还送赠品。一个晚上下来，如果运气好，两轮表演便可收入上百元。至于观众是真信药效，还是出于同情，已难分辨。

有一次，我看到一群人照常摆摊卖药，意外地发现敲铜锣的女孩竟是我的一位同学。她注意到我正望着她，起初露出几分羞涩，但很快恢复自然。

散场后，我走上前与她攀谈。她告诉我，那是她父亲的摊位，原本有伙计负责敲锣，恰逢生病，她只好出来顶工。平日里，家人并不允许她在外抛头露面，叮嘱她要专心读书，将来不要继承这样的生活。他们深知这份职业不易，尤其对女孩而言，更加不合时宜。那时的我年纪尚小，也不懂得该如何回应，只是默默记住了她说的话。

岁月更迭，社会不断进步，许多传统行业早已被时代淘汰，如今街头再也看不到这些卖药的身影。那些敲锣吆喝、赤膊上阵的场景，只能封存在我记忆的角落，像一段陈旧的录影带，在心底静静播放。

（16） 有钱人的生活

 

我们有一位远房亲戚，称作堂伯，年约七十，与先父是同乡。他是亲戚中生活条件最优渥的一位，早年姑妈所耕种的田地，正是他的。在我们最艰苦的岁月里，也曾多次接受过他的接济。

那时我们住在芭尾，他住在安顺另一端。他多次叮嘱我，只要学校一放假，就去他家住上几天。他与堂伯母育有八名子女，家中热闹非凡，最小的与我同龄。每次去他们家“度假”，堂伯母总是关怀备至，连零用钱都贴心准备，让我有种被接纳为“家庭一分子”的温暖。

堂伯是当地一家药材店的东主，虽不算富豪，却足以让我初次体验“有钱人”的生活。

在他们那座独立式洋房里，我第一次接触到电唱机、电视机、电冰箱；第一次使用抽水马桶的厕所；第一次吃到抹了牛油和果酱的面包。那种新奇与兴奋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在我们金宝，早餐通常只是白粥、米粉、面条或几块饼干，而牛油面包在我心目中，是洋人才吃得起的食物。尤其那些摆放在冰柜里的牛油、包装完好的面包，在我眼里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。

在金宝，看电视必须挤在利仙冷藏的旁门，一群人站着伸长脖子偷看。而在堂伯家，却能坐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地观赏节目，简直是“人间天堂”。

有时候，我们会跑到堂伯的店里玩，晚上他还会叫三轮车载我们一起回家，那是一种无比幸福的感觉。三轮车当年是安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，经济又方便，穿梭在大街小巷，随处可见。而今，已如旧梦一场，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。

假期结束，我又回到金宝，继续过着简朴的日子，就像是从天堂回到了人间。那时的我常常幻想，幸福和快乐也许真的可以靠金钱买到——真希望将来自己也能过上那样的生活。不过，这样的梦想对我来说，似乎遥不可及。

虽然生活已比过往改善许多，至少三餐不缺，但母亲交了伙食费后，所剩无几，我的零用钱仍是少得可怜。曾一度天真地幻想，某天阿拉丁的神灯会显灵，把钱撒到我面前。

我走过巴刹、杂货店，或是在街上闲逛时，总会下意识地低头张望，看地上有没有“天降横财”。

街上店铺前都有一道露天沟渠，连接街头街尾，横向则通往更大的排水道，将污水与雨水排入格兰芝河。那时的马路尚未扩建，沟渠无遮无盖，孩子们经常在那玩耍。

每逢下大雨，我就会拿一根小树枝，沿着沟渠边慢慢走，希望能在缝隙中发现遗漏的硬币。雨水把垃圾冲走后，偶尔会留下几枚被遗落的硬币，混在废弃的铁钉、螺丝里。我一趟走下来，往往能“斩获颇丰”。

然而好景不常，有一天开始，我多次空手而归。原来其他孩子早已发现了这条“财路”，趁着雨还没停，就冒雨出发。我不想淋雨，自然抢不过他们。

那时我才明白，不论那个年代，那种社会，只要是“有钱可捡”的地方，就注定有竞争，现实就是这样赤裸裸。

（15） 惩罚性恶作剧

 

金宝的后巷，平日少有行人，车辆也无法驶入。大多数店铺的后门整日紧闭，唯独我们那间因住客众多，后门常半掩着。除了中午片刻阳光照射，其余时间都阴凉清爽，成了我们几个孩子玩耍的秘密天地。

店铺里的一部分废水会流入后巷的沟渠，那时候，我们竟也常在夜幕低垂时，蹲在巷边如厕，对那时的我们来说，这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每天下午三点过后，后巷开始热闹起来。有不同的流动小贩挑着茶果、糖水沿巷叫卖。这时分，后巷已聚集了冲凉的人群，还有邻里间的赌局在悄悄进行。左邻右舍听见叫卖声，便纷纷赶来，小贩们到我们这里时，总会迎来一波生意高潮。

有一天，马路旁照例停着几辆车，却突然有一辆车将巷口完全堵死，导致小贩无法进入。明明附近还有空位，不知为何车主偏要将车停在最不该停的地方。两侧的店铺分别是利仙冷藏、惠群布庄、兴业银行与合众银行，猜测那人是进了银行。若只是短暂停留，也许情有可原，可他竟一连停了很久，进出不便，引来众人怒火。

为了惩罚这个“脑残”的车主，我们跑去垃圾槽，找来六七块妇人丢弃的卫生棉，将它们一一打开，挂在他车子的四周。那年代的卫生棉体积大，我们小孩戏称它为“Batman”，用中文发音读来十分滑稽。

回想起来，这场“复仇行动”本身也很低级，也挺“脑残”。

车主回来时，看到满车挂着“Batman”，当场目瞪口呆，随即火冒三丈，向围观群众大声质问是谁干的。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摇头说不知道，仿佛早有默契。我们就站在人群中，默默欣赏他焦躁清理污物的窘态。这一幕，他大概终身难忘，而我们也一辈子记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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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宝曾有一位疯癫的中年女子，三十岁上下，蓬头垢面，衣衫破旧，终日挽着一个袋子在街头流连。时而喃喃自语，时而破口大骂，没人知道她曾经历了什么，只知她孤苦无依，神志不清，镇上的人都称她为“金宝女侠”。

某天，她精神又一次失控，在店屋走廊上大声嚷嚷，忽然朝路人吐口水，偏偏吐中了我一位同伴的脸。他大为光火，心生恶念，打算夜里放炮吓唬她。

那晚，我们悄悄来到兴业银行门前的走廊，那是她常露宿的地方。远远望见她蜷缩在纸箱中熟睡，那一刻，一股怜悯突然涌上心头，我们谁也不愿点燃炮竹。

然而，那位同伴却不甘心，趁我们犹豫之际，一把将她身边高叠的纸箱推倒，惊醒了熟睡的她。她愤怒地大声咒骂，眼神凶狠。我望着她那狼狈无助的身影，心中充满愧疚，后悔不该参与。同伴被我们痛骂了一顿，从那以后，我们再没对她动过歪念。

那晚的金宝格外安静。务边街的商铺早早关门，夜风吹过，行人稀疏，偶有车辆驶过。偶尔也会看到几位印籍流浪汉，蜷缩在走廊角落。我们本打算也拿炮竹去“吓他们一下”，但最后却放弃了。

从那天起，我们不再搞这种欺负弱者的恶作剧了。

（14） 炮竹恶作剧

 

金宝有许多会馆，接近清明时节，各大会馆纷纷举办春祭仪式。我们最常参与的是古冈州和南番顺的活动。清晨，我和一群小孩登上会馆安排的“灵车”前往义山总坟，那是一辆平时用来运送棺木的出殡车，对我们来说，却是特别的新奇体验。

春祭当天，会馆的会长和理事们悉数到场，祭祀场面庄严肃穆。仪式过后，我们这些小孩便开始期待“美食环节”：现场能吃到水果、烧肉，回到会馆后还有热腾腾的午餐等着我们。每人还会分得一个红包，有得吃又有钱拿，怎能不让我们兴奋？

等到元宵节，会馆的热闹达到了高峰。傍晚七点左右，几家会馆不约而同燃放起鞭炮。工作人员早已在楼上窗口外架设好金属托板，将一串串红炮摆满整个楼面，像机关枪子弹那样，顺着“水槽”推出去。两三排红炮同时点燃，火光连连，爆响震耳，街道顿时烟雾弥漫。

务边街聚集了多数会馆，一时间烟雾腾腾，人潮涌动，热闹非凡。为维持交通秩序，南下车辆都被引导绕道戏院街通行。整个鞭炮仪式持续一个多小时，直到那一卷巨响的电光炮轰然引爆，才宣告结束。此时地上已堆满红纸碎屑，堆得几乎齐膝，我和小伙伴们便冲过去捡拾尚未点燃的鞭炮。

红炮爆炸威力十足，这些“捡来的宝贝”成了我们制造恶作剧的工具。有一次，我们还发明新玩法：用烟纸包住炮芯前端，点燃后延迟三四十秒才爆炸，像个简易的“计时炸弹”。

到了晚上九点多，几家戏院同时散场，街上人潮如鲫，店铺灯火也逐渐熄灭。我们将“特制炮竹”点燃后丢进路边车底，过路行人毫无防备，炸响一出，吓得跳起来，我们则躲在暗处偷笑，仿佛得到了某种变态的满足。

除了玩炮竹，我们还喜欢“钓鱼”：将几张冥纸塞进一个捡来的破钱包，填得鼓鼓的，放在路边等人上钩。看人发现“钱包”的反应，成了我们最津津乐道的“人间观察”：有人立刻捡起打开，有人藏进口袋，有人踢几下试探后再弯腰拾取，有的甚至指使小孩去捡，还有的捡后藏到角落偷偷查看，人生百态，尽收眼底。最后他们当然是一场空欢喜，我们则假装路人，默默从旁掠过，内心早已笑开了花。

顽皮的我们还“升级作战”，晚间结伴沿着黑暗后巷行走，看到哪家厕所点着灯，就偷偷点燃一枚炮竹丢到粪桶旁。“砰”的一声巨响后，里头人肯定会破口大骂，我们则拔腿就跑，笑作一团。那时候只图好玩，完全不顾他人感受，更没有意识到潜藏的危险。

玩得久了，总有“翻车”一天。某晚，我们照常“巡逻”，刚丢完炮竹准备逃跑，屋后门却突然打开，一个怒气冲冲的女人冲了出来，逮住了我们的一位同伴，扯着他就是一阵怒斥。那孩子哭丧着脸求饶，结果还是被狠狠打了两巴掌才得以脱身。我们在远处看着，无能为力，只能心疼又后怕。

可惜的是，这次教训并未让我们彻底收手，过后仍继续上演各种恶作剧。如今回想，当年的行为实在太过分，简直是作恶多端。那时候的我们，也许正如别人所说，是“野孩子”，不懂分寸，不识是非，而那种对道德的无知，正是成长在缺乏规范中的代价。

（13） 坐车去医院

坐吉普车的“探险记”

小时候虽然搭过巴士，但始终没机会乘坐真正的小汽车，内心总有一股想要尝试的渴望。

金宝的政府医院建在一座小山丘上，一般人看病需爬坡，极为不便。于是医院安排了一辆吉普车，每小时从山下的候车亭发车一趟，准点出发，无论有没有乘客。

得知这项“福利”后，我便和同伴相约体验“坐车”的滋味。虽然上下山不过短短几分钟，但我们却觉得十分新鲜，仿佛真的坐上了“高级”车辆。

到了山上，我们并没有什么事做，就随便走走看看，有时还会在走廊边探头望进病房，到了发车时间又准时坐车下山。这样来来回回，我们竟搭了好几趟，只为感受那短暂的“奢华”。

直到有一次，我们正准备下山，发现前方停着一辆救护车。司机为了避让，倒车挪位，却不慎将吉普车退到斜坡边缘，车身一阵晃动，把我们吓得大叫起来。虽然最后有惊无险，但那次惊吓让我们再也不敢“冒险”搭车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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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活动：放学后的自由天地

在学校里要守校规，一放学，就如同脱笼的小鸟。我曾偷偷跟随大人到瀑布戏水，有时去废矿湖或水塘捉鱼，有时溜进华隆新村偷摘红毛丹，还曾跑到胶园或锺森花园的泳池里尽情玩水。

这些都是“禁地”，任何一个家长都不允许孩子去。但我总是肆无忌惮地玩个痛快，唯一担心的是衣服被雨淋湿或沾上泥巴，回家时难以蒙混过关，结果挨骂或挨打。

我的堂叔是一位温和长辈，从未责骂过我。他和堂婶育有一子一女，当年还愿意收留我们，至今心怀感恩。通常是堂婶管教我，顽皮时她也会鞭打，但分寸拿捏得当，生怕别人以为她虐待我。

每到月底母亲回来看我，听了堂婶的抱怨，也会鞭打我一顿，边打边哭，骂我不争气，不读书，辜负她的期望。那时我也难过得掉泪，但过几天，又抛到脑后，继续冒险玩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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骑脚车兜风：无忧的夜晚

小学时，阿生是我最好的玩伴。他有一辆脚车，某段时间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找我兜风。他骑车载着我，从华隆新村到爱斯顿新村，从戏院街头骑到街尾，反反复复，不知疲倦。

有时他把双脚缩起来放在横梁上，由我踩脚踏带他走；有时我抓着坐垫跳上跳下，一路上嘻嘻哈哈，乐此不疲。戏院街车少路平，路灯明亮，我们可以在街头横冲直撞，在巷子里穿梭翻飞，完全不觉得危险。

那些“课外活动”，老师当然不知情，同学也不会多嘴。要是有人“告密”，即使没有受罚，也难免被老师训话一番，所以这份快乐只能与几位死党私下分享。

如今五十多年过去，我们这些当年的“童车拍档”，中学毕业后各奔前程，再次见面时已是满脸风霜。过去十年，我和阿生仍保持联络，实属难得可贵。至于其他童年伙伴，如海文、光明、老叶，早已失去音讯，连再见一面的机会都渺茫了。

（12） 金睛火眼

 

金睛火眼与榕树下的童年回忆

小时候曾看过一本漫画，主角被坏人绑在烈日下曝晒。因为眼睛长期直视太阳，竟练出一双拥有异能的“火眼”，后来他用眼睛发功烧断绳索脱困，还用火眼击败了敌人。那时年幼无知，我竟也傻乎乎地模仿起来，天天仰头望太阳练功，从未想过眼膜早已被紫外线伤害得不轻。

后来读《西游记》，才知道孙悟空的“金睛火眼”是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练成的，望太阳根本就是误入歧途。回想当年居然相信漫画书，真是又天真又可笑。

班上有位姓欧的同学，来自双溪古月，家境看起来不错。他几乎每期都买《地球先锋号》，带到学校与我们分享。他也是我儿时最好的朋友，可惜上中学后就分班了。

那时金宝有好几家书店，像启明、荣发、文光、植桂卿、谢君记，还有我最常去的锦记。小时候我常去锦记书店翻漫画和电影杂志，店东亲切随和，允许顾客随意翻阅，门口走廊经常挤满了人。当时他们只占半间铺位，后来搬到金陵酒家对面，至今仍在营业，不过如今只卖报纸、文具和零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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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树头的热闹时光

在矮仔铺和东兴桥之间，有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，这一带被称为“大树头”，整片区域终年阴凉，是孩子们最爱的地方。

我小时候经常在大树下理发，一次只要三角钱。这里的摊位不但价格便宜，还摆着一叠叠“公仔书”（连环图），大树根旁总坐满了专心看书的人。

附近有很多印度人，经常聚在摊位前喝椰花酒。有人喝醉了就躺在地上呼呼大睡，有的吵闹不休，甚至摇摇晃晃地走上马路。

那里也常有人围坐打牌，围观者众。我站了很久，看不懂他们怎么玩。他们手上的牌很多，有时打一张，有时几张，有时干脆跳过，谁先出完谁就赢。那时候，我从未听过“锄大地”这种玩法，之后的日子在华人圈也不曾见过。直到近年这游戏在本地盛行，我还以为是新玩意，没想到早在几十年前，印度邻里已玩得热火朝天。

如今矮仔铺、东兴桥、大树头都已成历史。河道改了，周边的冷藏仓库和板屋也早被拆除。站在原地，只能远望金宝古庙，靠记忆拼凑出往昔的温情画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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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兴桥边的明心宝鉴

东兴桥头右侧有一排板屋，其中一间住着一位七旬老人。他在晚上义务授课，学生只需自备一本书，就可免费上两个小时的课，每周两次。

我原以为那是普通的语文补习班，听说不用收费，便抱着好奇心前往。进门后才发现，这其实是个传统私塾，屋内桌椅老旧，约有二十多名学生，个个年纪比我大。老人教的是一本名为《明心宝鉴》的古籍，以广东话讲授，内容劝人行善积德，对于小学生而言相当艰深。

我只翻了一页就感到枯燥无味，正准备离开时，老人却亲切地请我坐下。他讲得很认真，我也尽量专心听讲。下课后，他竟然把书送给我，还叮嘱我下次记得再来。为了不辜负他的好意，我又去听了几次。后来听说他生病了需要休养，我便没再去，可惜那本书在一次搬家时也遗失了。

如今回想，那位老人的精神令人钦佩。他不计回报，默默付出，只为传承中华文化给下一代。他那种“授人以德，不求回报”的胸怀，如今已越来越稀有。

矮仔铺这一排百年老店已经在2012年被一场大火烧毁了。

（11） 广播电台

小学时，学校规定要学唱校歌。歌词中有一句：“金宝山巍巍，霹雳河泱泱”，我一看便觉得不对劲。因为我只在安顺见过霹雳河，它根本没有流经金宝，离我们还远得很。

站在培元校园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根本看不见霹雳河。那一句歌词，显然只是为了配合前一句的韵脚而硬写上去，完全不符现实。

也许因为填词人名气大，别人不好提出异议。我曾跟音乐老师提起过这个疑问，只是已经忘了她的回应。这首歌早已成为既定事实，多年来大家习惯成自然，即使有人有异议，也无济于事。

校歌旋律激昂，几十年来唱响在校内外。如今的培元校友出于对母校的热爱，可能会觉得我这番话未免吹毛求疵，但我只是诚实说出童年的直觉与观察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隔壁的商店每天都播放流行歌曲。那是一台电唱机，用的是黑胶唱片，最常听到的有朱江的《往日的旧梦》、秦淮的《阿兰娜》、黄清元的《苦酒满杯》，还有郑君绵唱的粤语歌曲《行快的啦喂》。英文歌大多是披头四的作品，偶尔也会夹杂一些大锣大鼓的戏剧唱段。

七十年代初，北京唱片和快乐唱片两家商店才开始卖卡式录音带，在此之前，全靠黑胶和收音机。

每天傍晚五点，是大多数家庭准备吃饭的时候，街坊的耳朵却全都凑向收音机，收听“丽的呼声”播放的《李大傻讲故事》。他用生动的广东话开讲，半小时里，大家围着那个小小的收音机，静静聆听，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最普遍也最具魅力的娱乐方式。

李大傻每次开场都会说：“上一次，就系讲到……”我至今还记得他讲的《神雕侠侣》和《鬼才伦文叙》，听得如痴如醉。

四年级那年，我也是从“丽的呼声”的广播中，第一次听到“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”的消息。那时，大人们围在收音机旁议论纷纷，我虽然听不太懂时局，只知道那是件“大新闻”。

吃过晚饭，我会赶在七点前，抢先跑到利仙冷藏店旁的侧门口，占个好位置。那个地方就在“仔记蛋茶档”对面，是我们街坊唯一能看到电视的地方。

七点一到，电视开播，大家屏息以待。铁闸外，十几个孩子或蹲或站，有些迟到的还得踩在汽水箱上，从四十五度角挤着看里面播放的节目。

那几年，我们最期待的是《Samurai》《Ultraman》《Gigantor》《Man from U.N.C.L.E.》以及《Donny and Osman》。中文节目则只有一部《四喜临门（Empat Sekawan）》，由黎明、韩英、黄河和海洋主演，大家用各种方言交流演出，半小时一个故事。可惜它播放时间太晚，我们多数没机会看到。

我最羡慕的是屋里的两位少爷，坐在沙发上，舒服地看着电视。而我们只能安静守规矩，不敢吵闹，否则他们会把木门关上，我们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那时候我便提醒自己：别埋怨什么，有钱人和穷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，这是现实，必须接受。

（10） 六十年代电影

 

金宝曾有四家戏院，每部电影通常上映四天，每天四场。戏院门前都会张贴海报和剧照，还会派发传单宣传新片。我家住在市区，几乎隔两天就去“巡场”，对各家戏院的排期了如指掌。

和其他同龄孩子相比，我简直是“特权阶级”。他们只有在儿童节才有免费观影的机会，或得由家人陪同，而我几乎每星期都能看两三场电影。

小时候不受管教，只要有人带，我就能免费入场。起初我厚着脸皮站在戏院门口，央求陌生人带我进去。后来胆子更大了，见人走近，干脆拉着他们的衣角尾随其后。

检票的阿姐早就认得我，知道我不是那些观众的孩子，但她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最常混进丽士和乐宫，大华和中山门禁较严，往往被挡在门外。

进场后，通常是在放预告片或广告时，这时没人领位也无所谓。首映那晚的七点场常常座无虚席，我只好坐在中间走廊的地板上；若有空位，才敢偷偷爬上去。

当年的港产片虽然剧情简单，但我这个年纪也看得津津有味，自然成了个十足的影迷。电影给了我一个想象驰骋的世界，让人在受限的童年生活里，有了不设限的自由。

我几乎没错过任何一部邵氏出品的电影。王羽、罗烈的武侠片，凌波、李菁的黄梅调，何莉莉、胡燕妮的时装片，我都如数家珍。《大醉侠》、《金燕子》、《独臂刀》和《西游记》我甚至看了三遍。

王羽是我童年的英雄。他的处女作《虎侠歼仇》是黑白片，但在我心里，他一直是正气凛然、傲立江湖的大侠。他在《金燕子》中穿着一袭白衣缓缓登场，背景诗词“萧然一剑天涯路，鹏飞江湖……”我背得滚瓜烂熟。临终一幕，肠子被挖出的血腥镜头，是张彻导演的标志风格。

看完《独臂刀》，我便在家后院模仿王羽，挥着砍柴刀自创“绝学”，结果被堂婶痛骂一顿。

王羽后来拍了《独臂拳王》、《独臂刀大战盲侠》等片之后，代表作便逐渐减少。邵氏后来捧红了姜大卫、汪禹、陈观泰等人，但在我心里，始终没人能取代他的位置。

粤语武侠片我也不放过，如《仙鹤神针》、《六指琴魔》、《如来神掌》等，我一集不落。“万佛朝宗”、“火云邪神”、“七旋斩”这些名字，至今仍铭刻在脑海。

那时的电影圈星光熠熠，陈宝珠、萧芳芳、吕奇、胡枫等人风靡一时，我一个都不陌生。

我不仅沉迷电影，还常去书店翻阅《娱乐画报》、《南国电影》等杂志，看得比做功课还勤快。每当一部电影即将“落画”，晚上戏院工作人员会更换海报。我蹲守多次，终于成功讨来一张王羽的旧海报，视若珍宝。可惜后来上中学时的大扫除，那些我收集的海报和街招，竟全被当垃圾丢掉，令我心疼许久。

小时候我还爱收集各种印刷品，例如雀巢牛奶罐上的包装纸，上面印有蝴蝶、小鸟和鱼儿图案；香烟盒子也是我的最爱——555、Lucky、Consulate、Matterhorn、骑马开枪、电筒、白马、海军……这些老品牌，如今大多已经绝迹。

独臂刀大战盲侠

（9）被老师处罚

 

以前，我的生活圈子很小，内向封闭。来到金宝后，寄居在热闹的市镇，家中住着八户人家，周围总是嘈杂喧哗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变得开朗活泼起来。

进入培元小学后，我很快就和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打成一片，成了班上活跃分子，常在课室里追赶跑跳，说说笑笑。

但每次闹得太过火，就会被纠察员抄名，接着就是老师的惩罚。那时我特别讨厌纠察员，尤其是说一句方言都要罚钱，口袋里的那点零用很快就见底了。就像小偷永远不能反击警察一样，真让人无奈。

不守纪律、衣着不整、作业没交，甚至在校外被投诉行为不端，都是挨打的理由。一般是藤条打手掌，严重时也打屁股。四五年级时，我常常被赖吉粦老师处罚，鞭打的次数多到我早已记不清。

有的同学挨打后一声不吭，有的则揉着手掌、擦着眼泪走回座位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叶的同学，每次被打都会先怒目而视，然后滚在地上嚎啕大哭，老师见状也只好作罢。这招他屡试不爽，虽然我们是好朋友，但我总觉得他太没骨气了。

我自己被打时，无论多疼，也不愿哭，宁可咬牙忍着，也要表现得像个“男子汉”。可赖老师总能找到我的软肋。

他常常先严厉斥责，再换上温和的语气语重心长地劝我：“要好好读书，要做个有出息的人，不要辜负你妈妈……她省吃俭用，含辛茹苦……”每当他说到这里，我的眼眶就会开始发热。这就是我的致命弱点。

孙悟空最怕唐三藏念紧箍咒，每一句都像在脑中拧螺丝。而我最怕的，就是老师提到母亲的那一段话，句句戳心，针针见血。

我极力控制自己，可最终总是泪如雨下。我会慢慢侧过身面对黑板，不让同学看到我哭的样子。但当我掏出手帕时，他们就知道我挺不住了。

我低头走回座位，看似悔意深重。但顽皮的本性难改，我仍然时常惹祸。

其实我内心很脆弱，表面的不驯，也许只是掩饰内心的自卑；调皮捣蛋，也许只是渴望被关注。而老师似乎早已看穿一切，用他独有的方式治我，不是藤条，而是提醒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

晚上，我常常在床上偷偷流泪，想着母亲，枕头一边湿了，就翻身躺另一边；两边都湿了，就干脆翻面。

母亲在胶园摔倒的画面，至今仍清晰如昨，她挑着两桶胶汁赶在下雨前匆忙回家，一边走还回头看我。突然被树根绊倒，胶汁全洒在地上。那一刻，她的眼神哀伤绝望，我却无能为力。那次受伤，令她此后跛足至老，是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
我并非不想听话，但自由自在的玩乐更吸引人；我也想专心读书，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；我也渴望考第一名，但我的脑袋似乎没有别人聪明。

不过，这就是我，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和方向。成绩不好，真的就没有出路吗？

（8）培元小学第一天

 

从安顺转校到金宝后，我进入培元小学四年级。开学第一天，面对全新的环境和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身为插班生，我难免有些局促不安。

班主任赖吉粦老师拿着我的转校资料，扫了一眼，便叫我站起来作自我介绍。

我环顾四周，有些紧张地说：“我的名字叫徐金辉，住在戏院街，来自安顺。”

老师盯着我：“再念一次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感到他的语气有点古怪，只好再重复：“徐金辉。”

这时他皱起眉头，声音也提高了一点：“再说一次你的名字。徐……什么？”

天啊！我哪里说错了？我开始慌了，心跳加速，支支吾吾地低声回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
老师睁大眼睛，忽然笑了，走到我身边，摸了一下我的头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念错？你的名字是 Xu Jin Fei，不是 Xu Jin Hui。”

他说完，补了一句：“白痴才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啊！”我看到几位同学在窃窃私语，有两三个还在讨论“痴”字怎么写。

当下，我既尴尬又困惑。这个名字，是从我一年级开始老师教我的发音，历任老师也都是这样念的，怎么到了新学校就变了调？我又怎能当场解释清楚？

从那天起，全班开始用“徐金Fei”来叫我。虽说只是发音不同，但那一刻，我仿佛连自己的身份也变得模糊了。

后来，有一次我到文光书局闲逛，站在书架前翻阅字典，终于在几本工具书里找到了“辉”字的注音，标准发音只有一个：Hui。当下，我心中的疑惑总算得到了答案。

不过，那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了。我犹豫了许久，才鼓起勇气，在一次只有我们两人的机会里，小心翼翼地告诉赖老师：“其实，我的名字应该念作‘金辉’。”

老师没有多想，随口回答：“其实两个读音都可以啦。”我听了虽然惊讶，心里也不太认同，但还是点点头，毕竟他是老师，我只是个小学生，而且同学们早已习惯了这个版本的发音。

其实，“飞”也没什么不好，鸿雁几许今飞？他日海阔天空任飞翔。

但有时我也会想，当年父亲为我取名“金辉”，或许寄托着一份期望，希望我能拥有金碧辉煌的人生。而现实中的我，平凡如水，了无波澜。对此，我并不在意，但不禁想问：如果他泉下有知，会不会感到些许失望呢？

（7） 重返金宝

 

1965年开学前夕，我和哥哥被送回金宝，暂居在堂叔婶家中，那年我升读培元小学四年级。此时，母亲已不再割胶，改行做女佣。

过去几年，我几度迁徙，先后住过新村、菜园和不同的胶园。这一次重返故土，住进市镇中心，我展开了另一段新生活，并在这里度过了七年时光，直到念中四时才搬往鸿展园。

金宝大街两旁，每排建筑约有十间店铺，我所住的戏院街店屋之一，楼下前座由“谭富牙科”和“人人布庄”分占，目前是“万能万字票”的营业地点。

沿街商铺由左至右依次是：利仙冷藏、新光五金、霸打鞋店、刘耀洋货、荣生洋货、华生洋货、余仁生药行、德兴瓷器及华丽布庄。如今，除了老字号“余仁生”，其余商号早已消失在时光中。

这些两层高的店屋空间宽敞，楼下前座为商铺，后座和整层楼上则为住家。我们这一座共有八户人家，一些租户甚至全家挤在一间房中。房与房之间以木板相隔，且上方空空的，说话稍大声点，隔壁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每天傍晚，出门工作的大人纷纷回家，整栋店屋聚集了五十余人，可说是人满为患。人多房少，有些家中男丁只能把帆布床摆放在楼梯口或走廊上过夜。

每户家庭的孩子都不少。我长大之后曾想过：在这么拥挤的环境里，大人们究竟是如何创造出这么多生命的？

厨房是共用的，楼上楼下各一处，每户人家都有自家的碗橱和柴炉。整栋屋子却只设有一间浴室和厕所。每天傍晚开始，洗澡的人龙排得长长的。年长者只要拎着一桶热水便可优先洗澡。几乎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，浴室都不曾空过。

烧柴煮食的烟火长期熏黑了墙壁。若楼上的住户想用水，但水压不足，便会大喊要楼下暂时关掉水龙头，这种情景，连邵氏电影《七十二家房客》里也有展现。

天井是每户人家日常梳洗之处，常年潮湿，长满青苔。由于堂婶是这座屋子的包租婆，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每星期清刷天井地面。

那年代的厕所没有抽水系统，晚上粪桶几乎都会满溢。半夜里，倒粪工人推着车在后巷作业，边干边骂，声音此起彼落。

我上小学时，常和邻家小孩集体洗澡，为了避开拥挤的厕所，我们大多选择在傍晚之后到黑巷边的沟渠“解决”个人问题。

那几年，几乎每天下午后院都有赌博活动。新年时赌钱，中秋节赌蜡烛，平日则赌“公仔纸”和玻璃珠，连左邻右舍的孩子也常加入。这种环境让我从小便学会各种扑克牌玩法。

金宝是我出生的地方，父亲去世后，我们一家才被迫离开。我们原本居住在东兴桥头右侧约四百米的废矿地一带，住的是木屋。年纪尚小的我，对旧居毫无印象，也不认得当年邻居。

重返金宝后，我特地探访了旧屋遗址。看见那间空置的木屋，心中五味杂陈，那里正是我生命开始的地方。屋子虽已残破不堪，也无人居住，更不知屋主是谁。但我常想，如果父亲尚在，也许我们至今仍住在那里，生活会不会是另一种模样？

这里是建筑中央的天井，住客洗菜洗衣的地方。

当年置放碗碟的橱柜还是存留在原有的位置。

现在谭富牙科已经结业，万能万字票租用了整间店铺。

（6） 三年在安顺的生活

1963年，马来西亚正式成立，引发我国与印尼之间的对抗。东马边界时有冲突，西马沿海更传出印尼人强行登陆的消息，国内气氛紧张，据说随时可能爆发战争。

那年我还在读二年级，学校为了应对可能的空袭，组织了防空演习。一听到急促的钟声，我们就立刻在老师指挥下跑到篱笆边，分散蹲下。当时年纪小，把整件事当作一场游戏，毫无惧意。

几天后，在家中忽然看到军机飞越上空，一颗心顿时提了起来，以为战争真的来了，感到莫名的恐慌。幸好不过是一场虚惊。

1964年，全国大选来临。乡村小路旁、甘榜屋墙上，到处贴满了帆船图案的竞选海报，那是联盟党的标志。反对党是社阵，用的是牛头标志，还有一位独立候选人以剪刀为记。与联盟海报成堆相比，其他政党的宣传寥寥无几。

记得有两位联盟助选员挨家挨户拜票，虽然代表执政党，却不像后来的国阵那样，在乡区派发糖、米、油、盐。他们只给了我们一张传单，教姑妈和其他大人，选举当天在帆船图标下的格子画上一个“X”。

我收到两颗酸柑糖，心里非常高兴，还希望其他政党也能来派糖。

他们还说，不久政府会在村口装一支电杆，晚上亮起路灯，外面就不会那么黑暗了。我们当时不懂什么是政治，后来才明白，那不过是一句“讲完就忘”的空头承诺。

最终联盟胜选，东姑阿都拉曼继续出任首相，一切生活如常。

放学时，学校门口常围着一堆学生，争着去买冰水、零食和玩“Tikam”，那是一种抽签游戏。只需五分钱就能撕一张密封纸条，揭开看看是否中奖。如果只是个几何图案，那就“泡汤”了。

那年我九岁，经常站在一旁看热闹。档主见我常来，就叫我帮他收钱和验奖。我的“工钱”是一杯冰水或一支冰淇淋。这份小小的合作，让我体会到“互利”的滋味。

那年还有一件大事：姑妈坚持告老返乡。我们再三哀求，她仍然决意回唐山。她说自己年纪大了，等不及我们长大奉养她，还是回家乡与亲人相伴更妥。

姑妈离开后，幸好老村长好心，让我们兄弟暂住在他屋后的空房。哥哥读上午班，我读下午班。那是我第一次自己煮饭，虽然不煮菜，只是把鸡蛋放进饭锅一起蒸，也算是自己照顾自己了。村长夫妇偶尔会分些菜肴给我们。

屋后有一片果园，那段时间，我几乎天天吃番石榴和红毛丹。母亲仍住在胶园的宿舍，每星期回来探望我们一次。那两个月，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。直到年终学校放假，我才回到母亲身边，重新回到胶园的生活。

每当我对生活感到不满时，常会想起老师说过的话：

“你比那些失去双亲的孤儿幸运多了，至少还有家人陪伴；
你比那些身体残疾的孩子幸运多了，至少可以健康成长；
你比那些非洲饥饿的儿童幸运多了，至少每天还有饭粥可以吃。”

想起这些，心里就不那么难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