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10）高原上的青春与花季

 

在金马崙高原的那些年，我结识了几位知心好友。万州是老板的小弟，也与我住在同一层楼，我们每天在同一个地区收菜。他性格豪爽，对我十分照顾，感情逐渐深厚。

福兴是一位菜农，从父亲留下的一小块园地开始，靠着勤劳与毅力，开荒扩种，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他是我最谈得来的朋友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保持联系。

周末若没下山，日子常显无聊，有时甚至感到郁闷。幸好有几位好友相伴，生活并不孤单。最初那几年，我们在高原上四处游走；后来，周末常会结伴去怡保，离开金马崙前，还一起到过槟城、太平和云顶。

偶尔，山下的朋友也会骑着电单车上来探望我。高原气候凉爽宜人，是个绝佳的旅游地。我总盼望他们能抽空上来吹吹风，点燃我对生活的热情。

朋友来了，除了参观几个著名景点，我还会带他们到菜园走走，让他们亲身感受农友的日常生活。我们也曾在柑树下边采边吃，这种体验，可不是普通游客能享受的。

那个年代，放眼望去，菜园满眼青绿，从山上俯瞰，景色宜人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如今却到处都是盖上塑胶布的菜棚，那种天然的美感早已不复存在。

在山上工作了几年后，我的生活圈逐渐扩大，认识了不少朋友，男女皆有。异性朋友多是菜园、蔬果摊和花圃的员工，她们的出现，为我平淡空虚的日子添上了一抹亮色。

那时我姐姐在新加坡工作，送我一台相机。多亏她，我才能把青春岁月中的点滴一一记录。多年以后，每每翻看那些泛黄的照片，往事便如潮水般涌来。

七十年代末，金马崙开始出现大批花圃。许多菜农改种花卉，也有花农扩大种植规模。他们开辟新地，搭木架、盖塑料棚，建起大片花圃。

花卉售价固定，不像蔬菜那样被批发商压价。尽管花的生长期较长，但市场需求大，收入稳定，吸引不少人投入。最常见的种类是菊花，初期多销往本地与新加坡，后来也出口至日本和其他国家。

种花需投入大量资金，必须大规模种植才能有经济效益。搭棚、设置喷水系统、灯照电费、肥料农药与人工，都是主要成本。

花圃需要大量人手，从采摘、包装到运送，都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。工人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小镇女孩，初中毕业便辍学，无一技之长，于是选择进工厂或到高原工作。

我那时还年轻，晚间出现在女工宿舍大厅时颇受欢迎。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，总能轻易激发欢乐的火花。在那样融洽的氛围里，我时常有种飘飘然的错觉，仿佛自己是一只在花丛间飞舞的蝴蝶。

那时我才二十出头，内心充满轻狂不羁，总觉得青春无限，任我逍遥，从未想过在这个年纪成家立业。

我也明白自己不过是高原上的过客，不愿让情感成为束缚。有了这样的心态，许多遇见终究只是镜花水月，难以开花结果。

 

（9）山路惊魂夜

 

有一次，像往常一样，我乘坐菜车回去金马崙，由于当天罗里在车厂进行维修，延误了出发的时间，傍晚才离开吉隆坡。

司机在美罗打油的时候换班，先前驾驶的那位同事，爬到前座上面的箱格子里睡觉，我则是倚靠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休息。

罗里两边没有车门，开车之后，我在外侧扣上铁链。上山的时候，我会穿上外套，然后将左边的通风处扣上帆布，避免山风着凉。

在金马崙工作了几年，我已经很熟悉这段路，如果是白天，我望出去就知道大概到了什么地方。

罗里载着将近两百包鸡粪，远超限定的重量，司机踏足油门在斜坡上行驶，引擎发出咆哮的声响，但是它的速度还是很缓慢。

车灯照亮前方的路面，两边则是一片漆黑，晚上来往的车辆都很少，在路途中，我一直处于半醒半睡的状态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间，出现一阵嘈杂的声响，罗里经过一连串的震荡停顿下来，我被惊醒后，发觉座位稍微倾斜。

握住驾驶盘的司机，大声催促我下车，我赶紧打开帆布和铁链拾级而下，过后两个司机也从同一个出口跳下来。

当时周围黑漆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，直到我双脚踏上马路，再走几步，才清楚原来罗里已经偏离了车道。

过了不久，有一辆轿车经过，司机看到我们的状况，即刻停下车来，他的车灯照亮了现场。

我看到停在路肩上的罗里有点倾斜，背景漆黑一望无际，当我发现山壁在自己的身后，顿时感觉到脊背发凉，因为路肩的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，实在太惊险了！我估计这个地点离开冷力大约五英里。

原来司机驾驶的时候打瞌睡，罗里经过一小段直路，慢慢的越过对面方向的车道，继续往前行驶，在接近拐弯处，车轮辗上路肩，也撞倒了路边的一块石碑。

由于司机打盹没有踩踏油门，罗里在上坡路逐渐失去冲力，车头被前面几棵树干阻挡着，车底卡在突起的路肩，导致车辆停顿，此时，右边的前轮已经悬空了。

第二天，老板安排了一辆重型吊车，用钢缆将罗里拖回马路。当时我也在现场，站在山边往下望，山谷很深，只能看到树冠，我不禁透了一口气。

如果当时罗里没有停下来，我们三个人恐怕生命不保。那位司机很内疚，不过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们也没有责怪他，大家都认为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

也许当天他太累了，因为下午修车的时候等了很久，天气炎热，也没有适当的地方休息。

往后的日子，每次我经过那个地方，都会多看一眼。甚至离开金马崙多年之后，上去旅游路过时，我都会想起这件惊险的往事。

（8）蔬菜批发市场

当年，吉隆坡的大巴刹坐落在怡保律，也就是现在的布特拉世界贸易中心（PWTC）所在地。这里曾是全国最重要的蔬菜批发市场，建筑内聚集了上百家批发商，每天清晨人声鼎沸、车水马龙。

凌晨五点，大巴刹便已开始营业。菜贩们从这里批发新鲜蔬菜，再分送至吉隆坡各个角落。等到早上九点，档口便开始清理，批发商准备结账，街道上也逐渐恢复平静。

当时，雪兰莪州各地的菜贩多数通过中间商，从吉隆坡取得蔬菜供应。至于霹雳州，则以怡保的大巴刹为中心，统筹整个区域的菜市。

金宝、安顺、丹绒马林等地的中间商，多半自己驾着小货车，直接上金马崙向菜农收购新鲜蔬菜。而如新山、关丹、大山脚等地，则是每天由一辆大罗里专门送菜过去。

大巴刹本身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，帮派势力错综复杂。有一次，一名司机在大巴刹被两名私会党徒索取几十令吉的“保护费”。我们向某位菜商反映后，钱虽然被退了回来，但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无形的威压。

那时候还没有南北大道，从冷力到吉隆坡得花上整整四个小时。每辆菜车配有两名司机，轮班开车。他们通常会在打巴添油、换班，换下的司机则爬上驾驶座上的箱格小睡。

从万桡通往吉隆坡，必须穿过邓普乐公园的山路，那是一段弯曲狭窄的单行道。菜车在长坡上缓慢爬行，常常造成后方车辆长龙。一旦遇上故障更是棘手。有一次，我们同行的罗里在此爆胎，车子严重倾斜，只能先卸下一部分货物才能换胎。那地方狭小，我们也下车帮忙，整整折腾了几个小时，严重塞车，行程被耽误了四个多小时。

每天下午五点多，来自金马崙的菜车陆续抵达大巴刹卸货。几个年轻小伙轮流把一箩箩蔬菜推到不同批发商的档口。与此同时，批发商也把前一日的账单交给司机带回公司。

之后，司机再把罗里开到养鸡场，装上袋装鸡粪作为回程的货物。等他们吃过晚饭、在饭店冲凉后，才重新上路。经过打巴时，再把新的竹箩叠好放入车斗，通常回到冷力已是凌晨一两点。

星期日是批发市场的休息日，星期六不收菜。星期五晚上，司机会在吉隆坡过夜。如果我想进城，就搭这一趟车同行。

吃过晚餐后，大家结伴去看电影。那时在吉隆坡看过的卖座片包括《半斤八两》《大白鲨》《金刚》《周末狂欢》《醉拳》等，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。

我们住在巴刹附近一家廉价旅店，很多菜车司机都住那里。店家特地设一间大房供人聚赌，十几个人围着一桌，赌的是牌九。

我的职责是分派蔬菜给各家批发商。每次来吉隆坡，总有菜商特别热情款待我。当时年纪轻，还没见过世面，一顿丰盛的晚餐便让我受宠若惊。

日后才渐渐明白，这是生意场上的常态。农历新年时，还有人会塞红包给我。他们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希望能多分到一些优质菜，尤其是产量稀少的品种。

金马崙的蔬菜买卖机制独特：蔬菜先送至批发商手上，价格由他们定，菜农隔天看到账单后，才知道最终实收多少。虽然价格波动通常不大，但整个制度是否公平，的确存在争议。

不过，它能沿用多年，自有它的合理性。菜商之间也有竞争。如果某家批得太低，我们会提醒他，或者日后少配些菜给他。不然，菜农看到自己的蔬菜卖得比别人低，肯定不满，怨言四起。长期下来，不仅会伤害商誉，也可能流失客户。

 

以前金马崙农民用竹箩盛装蔬菜，现在已经改用纸皮箱。

如今士拉央批发市场的工人几乎全部都是外劳。

（7）高原上的慢时光

 

每天清晨，是我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。中午过后，所有蔬菜都已经装上罗里，我得赶紧把货单准备好交给司机。通常我会跟随菜车返回冷力。等到他们启程之后，我的一天才算真正清闲下来。

冷力是个民风淳朴的小镇，不是旅游景点，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。人们的闲暇活动，最多就是在茶室里打麻将、喝茶、闲聊。当年的电视节目还只是黑白画面，录像带尚未普及，在这里工作与生活，确实显得有些单调乏味。

阅读报纸成了我每天最主要的消遣，由于实在太无聊，连副刊上的每一篇文章我几乎都认真读过。工作第一年，正值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，国阵成立，并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，报章上铺天盖地都是政治新闻。

国际大事也接连不断：美国总统尼克逊因“水门事件”辞职，接着蒋介石、周恩来、毛泽东相继去世；我国首相敦拉萨也在那个时期离世。这些领导人的谢幕，为世界和各自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，是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。

工作几个月后，我买了一台卡式录音机，又在吉隆坡购入许多翻版录音带。那时，旧曲卡带每卷只售 RM1.00，而邓丽君和许冠杰的也不过 RM1.50。如此便宜的价格让我买得非常尽兴。

我的卧室布置得井井有条，墙上贴满画报与自己的创作。在那个小小的私人空间里，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艺天地。一边阅读书籍，一边聆听喜爱的歌曲，那是我在冷力生活中最纯粹的享受。

晚上八点多，从怡保返程的罗里抵达，司机会把货单交给我。我先核算车费，等隔天早上再加上新一批货单进行总结。这段时间，有些菜农会聚在办公室闲聊，话题大多围绕蔬菜行情，也有人会谈谈种植经验，偶尔聊到国内外的新闻时事。

之后我们会一起吃宵夜，通常是与老板的弟弟或菜农们同桌。不论何时，大家都不会让我这个“打工仔”出钱，久而久之这也成了默契。于是，在高原的日子里，我几乎花不到钱，只有在金宝或吉隆坡外出时才会消费。

大多数菜农学历不高，普遍只读到小学毕业，便早早投身劳作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个有知识的“高材生”，因此倍受尊重。他们也知道我收入不高，对我格外照顾。

每天的生活，周而复始；每天的工作，也几无变化。我没有明确的追求，也没有远大的梦想。光阴就这样悄然流逝，几年一晃而过。

起初，我觉得这种无牵无挂、无忧无虑的生活还算写意，是一种放松。但日子久了，岁月静好也变得太过平淡，如同一潭死水，毫无波澜。内心开始感到空虚与沉闷。

过于清闲会令人变得慵懒，逐渐磨去原本的锐气与进取心。我那时才二十出头，正值青春年华，却过着一种缓慢而被动的日子。不禁自问：这样的生活，是否在虚度年华？

我曾读过一句禅语：“人生就像一扇门，有人悲观于门内的黑暗，有人却乐观于门内的宁静；有人忧愁于门外的风雨，也有人快乐于门外的自由。”

这句话让我感触良多，不同的人，在同样的处境中，能有截然不同的心态；而即便是同一个人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也会生出不一样的感悟。

 

在我的房间里，墙壁上挂满画报和我自己的创作

私人空间，任我涂鸦，我抄写徐志摩的诗挂在墙壁上。

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，我当时的心情写照。

一人独处，静美与清灵随之而来，寂寞也温柔。

（6）剧毒的农药

 有一次，我经过一个菜园，看到一位菜农正在喷洒农药。我走近一看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他戴的“口罩”竟然是一块女性用的卫生棉！那情景实在滑稽。

那时的卫生棉是一块厚厚的棉布，两端还有绑绳，没想到他竟将它当作防护工具。说实话，这种材料确实可以阻隔毒雾，也许我们该佩服他临时应变的聪明才智。

在那个年代，为了防治虫害，菜农经常在蔬菜成长过程中喷洒各种农药。可是时间一久，害虫对农药产生抗性，农民便不得不加大剂量，甚至混合多种杀虫剂一同使用，导致收成后的蔬菜农药残留也随之增加。

有些农药只是附着在植物表面，用来对付啃咬叶片的害虫，虽然初期残留量高，但消退得快，可被雨水冲刷和阳光分解；而有些水溶性农药则完全不同，它们能通过气孔、水孔或根部渗入植物体内，均匀分布，任何部位被咬食后都能毒杀害虫，药效持久，残留也较久。据我了解，菜农通常不会在采收前使用这种类型的农药，但如今是否仍如此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我记得当年在菜园里闲逛，看到成熟的番茄，总喜欢顺手摘一个下来吃，只是用衣角随便擦一擦就塞进嘴里。后来才知道，农药的毒性相当强，没洗干净的蔬菜根本不能随便入口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这样鲁莽了。

我还记得，当时常见的农药有“良力”（Lannate）和“大满罗”（Tamaron），都是剧毒的杀虫剂，后来被明令禁止使用。

除草剂也是常见的剧毒农药，在农舍里随手可得。有些家庭因矛盾激烈，一时想不开竟饮用除草剂轻生，这类悲剧时有所闻，尤其常见于印裔社区，让人唏嘘。

那时很少有菜农使用温室棚架种菜，因为成本过高，只有经营多年、经济宽裕的农民才负担得起这种投资。

如今，许多人开始提倡有机种植和水耕农业，以减少农药的危害。不过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还没人听说过这种栽种方式。

农药在农业发展中曾发挥过正面作用，提高了作物产量，但随着使用的频率与剂量不断加大，它们对生态环境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

例如，在金马崙山区，河流下游住着不少原住民。如果农药残留顺着雨水流入小河，将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健康。近年来，政府也开始重视这类问题，加强对河岸农地的监管与限制。

农药有效地减少虫害，特别是那些已被禁用的剧毒农药，往往见效最快。但它们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也最为严重。菜农夹在丰收与良知之间，常常陷入两难：该不该偷偷使用，成了一场个人道德与现实利益的拉锯战。

无论如何，作为消费者，煮食蔬菜之前，一定要清洗干净，不管它们来自什么地方。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整个家庭健康的保障。

 

天气和虫害都会影响到蔬菜的收成

搭棚种菜收获较高，不过成本不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