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以文字记录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人生经历,尽管我的人生平凡无奇,没有伟大的事业,也没有恢弘的经历,但其中的一些生活片段,却是我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。在他人眼中,这些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,但对我而言,它们承载着深远的意义。每当回忆往事时,我的思绪便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当时的情景之中,内心深处的感情也随之触动。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,与朋友们分享那些年的集体记忆。

2021年2月28日星期日

(5) 安顺培养学校


 

培养小学位于安顺芭尾,开学的第一天,哥哥牵着我的手把我带进课室,没多久便转身离开了。四周的新生大多由父母陪同,有几个孩子一察觉爸妈离开便嚎啕大哭。我安静地坐着,看着他们泪眼汪汪地望向门口,我好奇他们到底在怕什么。他们也好奇地望着我,一个人,为什么不哭?

那时候,我每天清晨天还未亮就得起床,因为从芭尾步行到学校,来回将近两个小时。身上穿的是别人穿过的旧裤子,裤头太大了,只能用扣针别住,否则走几步就要掉下来。

校服本是白色,但因为长年用河水清洗,颜色渐渐褪成泛黄的米色。和同学站在一起的时候,显得格外突出,再加上那条不合身的裤子,怎么看都不体面。曾有同学嘲笑我、追问我,我一开始感到羞窘,但年纪小,想法单纯,过不久也就坦然接受了。

直到今天,我仍记得校长和几位老师的名字。饶达昭校长身材肥胖,面容严肃,总是板着脸。他的眼神有种莫名的压迫感,每当他经过我身边,我总是低下头,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
我的启蒙老师祝识昌,是我一到三年级的班主任。他知道我的家庭背景,经常给予鼓励和开导。他说过的话,那时我懵懵懂懂,如今回想,才真正懂得他的用心良苦。

三年级那年,班上来了一位名为邝佩珍的新老师,她年轻温柔,对我特别关照。某个周末,她特意来到我家,带我去看一部英语电影。电影情节我已记不清,只记得散场后,她请我吃了夜宵,又带我到她那儿过夜。那晚,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平静、温暖的幸福。

第二天,她送了我一条新裤子。那一刻,我实在受宠若惊。她说她来自金宝。后来我离开了安顺,就再也没有机会遇见她。多年过去,我始终无法忘记她的恩情。她如今是否安好,我无从得知,却常常默默祝愿她平安。

记忆中还有两件小事,令我对“贫穷”有了最初的感受。

有一年,渣打银行的职员到学校推行储蓄运动,鼓励学生从小培养存钱习惯。只要交两块钱开一个户口,就能获得一个唐老鸭储蓄扑满。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参加了,每天交五分钱,不到一个月,扑满便发到手中。只有我和几个家庭拮据的同学迟迟没有加入。

我看着他们拿着五颜六色的扑满开心地跑来跑去,心里难掩失落,却又故作轻松地跟着他们玩耍。那一次,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金钱的分量,也隐约意识到银行与贫穷之间,似乎隔着一道无形的门槛。

另一次是Colgate公司派人来学校,免费发放一支迷你牙膏,宣传保护牙齿的观念。虽然只是样品大小,可是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。那支小小的牙膏,像是一份不问出身、不论背景的礼物。

童年时的我,从未真正思考过家庭环境的不公平。单亲、清贫、没有玩具和新衣服,这些都是我默认的生活状态。直到进了学校,看到不同同学的家庭条件,才慢慢体会到一种心理上的“落差”。我开始觉得,自己的人生,好像比别人少了一些什么。

但那个年纪,那里懂得“公平”是什么?其实,后来回想,快乐和悲伤,从来不是命运赐予的,而是心态的选择。一些道理,得在成长后才渐渐明白。

等我长大,步入社会,再回看当年那两件小事,不禁感慨:银行与牙膏公司的行销策略其实都很高明,前者在锁定孩子背后的家长,后者则精准打造品牌好感。

区别在于,渣打银行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点酸涩的印记,而Colgate,却给了我们一整个班的孩子,一份无条件的快乐。

(4) 安顺芭尾菜园


 

父亲没有兄弟,只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姐姐,既是我的姑妈,其他较亲近的长辈都是从唐山一起南下的远房亲戚。
我七岁开始上学,当时住在安顺芭尾姑妈的家,她以务农为生,帮人看管柑园,也在这片土地上种菜,地主是我们的一位远亲,园里有两伙人家同住一屋檐下。
我兄长已经在那儿住了三年,而我的大姐则是在一家面档当童工,晚上读夜校。
我们住的板屋没有一砖一瓦,铺盖屋顶的是亚答叶,客厅和厨房的地面是泥土,睡房的楼板离地大约四英尺,下面是淤泥,有楼梯接通。
茅厕建在一个深坑的上面,下面有一潭污水,往下望相当恶心,粪便稀释后就成为菜园的肥料。
屋子没有水电供应,冲凉洗衣都是用河水。每天我都要和兄长从外面的公共水喉挑一桶水回来,用以煮食。挑水的时候必须要用一块布遮盖在上面,但是路途很远,回到家的时候,桶里的水还是掉落了很多。
傍晚的时候,姑妈总是会在屋子外面烧一堆草,用来驱逐蚊子,不过那些烟雾不能维持很久,晚上睡觉前必须要拉好蚊帐。
以前安顺很多人种植柑树,不过现在已不复见,据说,曾经有一个时期,全部柑树都中了疾病,当时的农药都无效。
柑树会出现介壳虫和蜘蛛等害虫,他们会伤害树叶,枝梢和果实,柑子在成长的时候,只要被咬了,里面就会逐渐腐烂。
我每天都要用网捕捉害虫,这些虫特别臭,捉了它们之后,洗了手还会留下浓烈的气味。
有时,我也得去菜园帮忙锄草或浇水。我最怕的是清理芋头叶下的杂草,叶子上的细毛会让皮肤奇痒无比。每次干完活,我都一头扎进河里冲个凉,以减轻那种钻心的瘙痒。

每隔几天,姑妈会把刚收的蔬菜挑出去卖。有时也叫我和哥哥一起,将豆角、菜心、羊角豆、树仔菜等捆好,装进篮子,挨家挨户去兜售。一扎蔬菜售价一角钱,矮瓜、苦瓜等也卖得差不多。全部卖完,能挣上一块钱,对我们来说已是大收入。

我们居住的地方位于小河旁边,它是霹雳河的一条支流。有一个晚上,高涨的河水冲毁了河堤涌了进来,幸亏我们屋子半边是高脚楼,没有浸到睡房,不过,外面整片菜园却被淹没了。

第二天,退潮之后,很多附近的居民都一起前往修堤。被摧毁的缺口很宽,他们把泥土和茅草一层层铺上去,有的地方还插入一些小树干。半天之后修好了,每个人几乎全身都沾满了泥浆,样貌相当滑稽,这一次水灾,让我留下深刻的记忆。
童年无知,不懂地理,让我以为安顺有很多河流。因为我们居住在芭尾,附近的支流接往大河,而在一英哩以外的市区,左右两边也有河流,造成我错误的认知。我离开安顺的时候,还是不清楚那一条才是霹雳河?
长大之后,终于有机会看到地图,原来安顺的地形,犹如三面环水的半岛,霹雳河蜿蜒的流过周边的地区,芭尾被河流环绕着,我多年的疑虑终于解开了。

(3) 胶园里的经历


 

那时的天总是亮得很慢,每天清晨,我们出发时,四周还笼罩在夜色里。沿着通往胶园的幽径前行,两旁的树林一片漆黑,只有煤油灯在母亲额前微弱地晃动着,像是给黑暗开出一条细细的路。我必须紧紧跟着她的脚步,不敢落后。

风吹过树梢,沙沙作响,有时候,一颗胶籽会从高处坠落,清脆地击打地面。这样的声响在寂静里显得突兀,让我不寒而栗。我不敢多看路边那些模糊的黑影,生怕看到什么不属于人间的东西。但走得多了,也就慢慢习惯了。

母亲曾试图让我留在宿舍,托邻居家一位印度籍妇女照顾。但每次我醒来发现母亲不在,就会大哭不止,闹得人家无法安宁。无奈之下,母亲只好把我带在身边,一起去胶园。

到了胶林,我们先找一块高地,把饭盒和水壶用绳子绑紧,盖上桶盖,藏好。否则附近的猴群一旦发现,整个早餐便会被抢个精光。那时,我的工作是把灯油,俗称“火水”涂在手脚上,以防胶园里嗡嗡作响的蚊子叮咬。那些黑斑蚊个头大、毒性强,若不小心防护,回到家时脸上手上全是红肿的包。那年代也不曾听过什么驱蚊药,靠的都是土办法。

除了蚊子,我们还得提防水蛭。这些黏稠滑腻的生物最喜欢悄悄爬进裤管或鞋子里,等发现时,它们已吸得肚圆如鼓,紧紧咬在大腿内侧。无论拉还是捏,都无法将它弄下。每每拔下那鼓胀的血袋,我都会毛骨悚然。

母亲开始工作前,我会先在每棵胶树前蹲下,把前一天凝结在割痕上的胶丝剥落,装进小桶。这是我年纪小小唯一能帮得上忙的事。之后,母亲手起刀落,在树干上削出一道新痕,树皮被轻轻揭开,雪白的胶汁便顺着割口缓缓流入挂在树上的小瓷杯中。就这样,我们一棵接一棵,穿梭在林间重复相同的动作,直到所有胶树都完成割取。

等太阳升起,气温渐热,我们才稍作歇息,吃些简单的早餐,然后依照来时的顺序,将胶汁一一收集。结束工作后,母亲把两桶沉甸甸的胶汁挑在肩上,迈着沉重的脚步前往收胶厂。我提着饭盒、水壶,跟在她身后。有时我们也会在路旁折些野生的巴古菜,带回家炒一顿简单的晚饭。

橡胶公司一般设有自己的收胶厂,胶工可自行将胶汁挑送,有些人用脚车载送,若路途遥远,则由厂方派出吉普车运载。到厂后,工作人员会先测量胶汁的浓度,再称重量,防止有人偷加水混充。工资就按重量计算,一天大约能挣两块多。那时我记得很清楚,一元纸币上印着一艘扬帆的船,像我们在生活浪潮中不断挣扎的小舟。

有一次,我跟着母亲进了工厂,亲眼目睹了制作胶片的全过程,这是许多同龄孩童从未有过的经验。工人们将胶汁倒入长方形的金属箱中,加入胶醋和锌片,等其凝固成型,再用机器搅平压纹,然后挂在竹竿上,送往烟房里熏干。一张张棕褐色、带着淡淡酸味的橡胶片就此诞生。

放工后,胶工还得磨胶刀,洗衣烧饭,预备第二天的工具。而我和村里的小孩们,这时才得空玩耍追逐,在宿舍区跑来跑去,嬉笑不断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平凡却刻骨铭心。胶园里的生活教会了我坚韧,也教会我观察、等待与承担。这些经历,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宝贵人生课程。自小生活在多族群共处的环境,也让我学会了理解与包容,长大后自然对友族多了几分亲近,少了几分隔阂。


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

(2) 胶园宿舍

 



在那个年代,大型橡胶园多由外国资本控制,他们需要大量劳力,于是在各地设立了宿舍,供工人栖身。三大民族的劳工聚集其中,印度人尤为众多。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教育,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。

我的母亲就是在那个环境里谋生的一员。她经由一位华人工头招募,成了他手下的胶工,由他安排工作地点。那时我才五六岁,便跟着母亲在不同胶园间辗转,住过许多园坵宿舍。

相比哥哥姐姐,我是幸运的。他们被寄养在他人家中,一个月才能与我们团聚一两次。而我始终在母亲的身边,即便生活颠沛流离,却始终不缺她的呵护。

我清楚记得我们曾住进一个偏远的胶园宿舍,那里远离大路。若要出行,得搭乘安顺开往金宝的巴士,在途中下车后再走上近一小时的黄泥路。若运气好,偶尔能搭上顺风车,但多数时候,我们只能一步步踩着泥泞前行。晴天尘土飞扬,行人如在雾中;雨天则狂风暴雨,衣衫尽湿,鞋子陷入泥地,举步维艰。

还有一次,我们居住的宿舍在霹雳河对岸。每次回家,必须从安顺市区的码头搭乘摩多船横渡大河。那船摇摇晃晃,超载时更是惊心动魄,水花不断扑进来,河面近得似乎触手可及。每当坐船,我都紧张得不敢出声,深怕一不小心就落入水中。

宿舍的环境简陋,大多没有电。夜晚来临后,家家户户仅点燃一盏小油灯。屋外一片幽暗,我每次出门小便都要战胜心中的恐惧。公厕肮脏难闻,很多人干脆在附近的沟渠或胶林中解决。我渐渐习惯了这份粗陋,就连宿舍地上满是印度工人吐出来的槟榔渣,狗猫粪便四处可见,也不再觉得特别恶心。

对于胶工来说,最怕的莫过于下雨。割胶的工资按所收胶汁的重量计算,没有底薪,雨天无法工作,便等于零收入。而每年落叶季节,橡胶树停止分泌胶汁,割胶工作也随之中断。那段时间特别难熬,幸而母亲经验丰富,工头常安排她前往老树多的胶园,虽然产量低微,至少还能挣点生活费,勉强维持一家生计。

我们每天凌晨五点起床,母亲轻声唤醒我。她会准备好割胶刀、胶摺、毛巾、饭盒和水壶,一一放入桶中,再点燃一盏煤油灯,用布绑在额头,挑着两个桶,牵着我,一同走进清冷的清晨,奔赴胶林。

割胶必须在天亮前开始。那时气温低,树身湿润,胶汁分泌最多。阳光一晒,胶汁就会凝结,失去价值。通常每位胶工都会被分配两段地,因为橡胶树并不能天天采割。母亲不会骑脚踏车,因此总是被分配到靠近收胶厂的地段,然而即便如此,我们仍需步行一个小时才能抵达目的地。

那段时光是辛苦的,却也是深刻的。母亲的身影,总是在微弱灯光下坚定地前行,而我,则在她的背影中学会了承受、懂得了生活。


2021年2月17日星期三

(1)新村的童年岁月

我的童年故事

我的人生很平凡,除了刚起步的那一段有一点坎坷。然而,即便如此,一路走来,整个旅程都让我感觉美好。 虽然许多往事都已经在记忆中消失,不过,仍然有一些童年的景象残留在我脑海中,长大之后,通过倾听他人的口述,让我还能拼凑出一些当年生活的片段。 回想起自己的经历,我体会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,甚多感慨。童年天真无知,那些幼稚和荒唐的行为,在别人的眼中,也许是顽皮,也许是没有教养。无论如何,一切的经历,塑造了我独特的人生轨迹。


父亲去世之后,母亲带着我们离开金宝,入住在打巴律附近一位亲戚的屋子里,这是一个华人新村,没有马路,也没有自来水和电力供应,村民大多是以务农和割胶为生,我的母亲成为了一位胶工。
那个年代,我国正在处于紧急状态,很多华人原本居住在丛林边缘地区,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防止乡民接济马共分子,把他们集居在新建的村子里,四周围起了有刺篱笆,村口建立岗哨,严厉控制物资的运送,村民进出都要搜身,携带的东西也要检查。
我看到有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在站岗,不知道是警察还是军人,他们肤色黝黑,每个人都拿着一支长枪,令人生畏。有一次出现了一位洋人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样貌和我们相异的外国人。
我好奇地望着他那与众不同的头发和眼睛,被他瞪了一眼,吓得我立刻转身逃跑。直到有一次,那些人派发糖果给小孩子,我才不再对他们感到畏惧。
新村里的孩童,白天的时候通常都是没有穿衣服,一些年纪较小的,甚至连裤子都没有穿,大小便都是在屋子外面的沟渠解决。
邻居的女儿年纪比较大,父母不在的时候,她以花被包裹着弟弟背在后面,再以布带绑在腰间,来去自如,还可以和我们一起玩耍,当时我觉得她真了不起。
我依稀还记得,政府有分配米粮,周末的时候,有安排人员用大锅煮饭分派给村民,我和其他小孩总是站在旁边,争先抢后向他们索取锅底的饭焦,这些微黄的饭片特别脆口好吃。
另外,也有工作人员在空地上架起银幕,播放黑白的电影让村民观看,一些村民很早就从家里提着木凳前往霸个好位置,那些都是英语电影,大家都听不懂,但是还是有人看得很入神。
平时晚上八点过后就开始宵禁了,家家户户都必须把门窗关上不能外出,屋子里只点燃着一盏小油灯,我们很早就上床睡觉,在微弱的灯光底下入眠。
被狗吠声吵醒的时候,就知道有人在外面巡察,大人吩咐过,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出声,也不可以在门缝里偷看,不然被发觉了会被捉走,其实他们只是要我们乖乖睡觉而已。
听到屋外有急促的脚步声和吆喝声的时候,我特别感到恐惧,母亲会即刻把我搂紧怀抱里安抚。
早上醒来,就听说某某村民在半夜的时候被人拉了出去,这样的情况,在村子里发生了好几回,通常被抓走的人再也没有回来。
我也曾经在深夜里,听到村外的胶林里传来阵阵枪声,据说这些事件都和山顶佬有关系,所谓的山顶佬就是共产党分子。
新村蕴藏着那一个时代华人的血泪史,当时我年纪小,不懂得历史典故,当然体会不到成年人经历的苦难。
我在这个新村度过了一段懵懂的岁月,大约居住了两年,过后就跟随母亲迁往另外一个地方。

这是我小时候唯一的一张相片,当我稍微懂事的时候,心里总是有个疑问,当年生活如此困苦,三餐温饱都成问题,我身上穿着的还是别人舍弃的旧衣服,母亲怎么会花钱去相馆拍这张照片呢?知道原因之后我不禁泪崩,原来她曾经打算把我送给别人抚养,后来却改变了主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