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15） 记忆中的科学馆，凉亭，图书馆和天文台

学校里曾有几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，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坐落在校门上方的郑显达纪念科学馆。每年会考成绩张贴在外墙的布告栏上，引得学生们驻足围观。楼上设有三间实验室，分别教授物理、化学与生物，由两位书记共同管理；楼下则是一间阶梯教室，配有两个可移动的黑板，专门用来授课商业科。中三时我没有选修这门课，因此上课时也缺乏兴趣。

生物室里陈列着昆虫与动物标本；化学室摆放着瓶装化学药剂与各式试管；而物理室则堆满了量具与实验器材。初中时期所学为基础科学，我尚有些许兴趣。但升上高中后，我却越来越抗拒进入科学馆。剖析花瓣、命名骨骼、辨识矿物代号、化学反应的转化规则……这些复杂而抽象的内容让我心烦意乱。尤其是物理里那些“动量”“质量”“能量”等术语，简直令我头痛欲裂。

十年前，整座科学馆被拆除重建，礼堂面积随之扩大，舞台也改了方向。如今，它已成为独中的产业资产。

沿着另一边的斜坡，有一座吴宽凉亭。亭外那株老树不时绽放，空气中弥漫着夜来香的浓郁芳香。石桌上那道古老的裂痕历历在目，却无人知晓是谁破坏留下的痕迹。课余或放学后，这里总是学生们的聚集地。凉亭外的小摊贩售卖零食与冰水，常常人潮拥挤。我们一边在亭中闲聊，一边等待轮流上场打篮球；有时也在旁边高架桥下荡吊练力。

当年，羽毛球和排球是我校重点发展的体育项目，校队在多次校际比赛中屡获殊荣，甚至有同学入选区域代表。吴宽凉亭不仅为我们遮风避雨，更是青春与热血交汇的见证。如今原址已盖上新楼，外围虽然重建了一座新凉亭，但终究不复当年旧貌。

杨坤恩图书馆则是我最常流连的地方。图书馆藏书丰富，不乏百科全书与各类参考书，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宝库。独中的图书馆设在一楼，而我们的则在地下，由林辛老师负责管理。除了学费外，我们每年还要缴交图体费，正是这些经费支持学校添购新书。

图书馆外便是国专楼尽头的长廊，那里摆放着当天的报纸。我常站在那里阅读，从而了解国内外的新闻与动向。中五那年，培元独中的董事长杨坤恩先生病逝，图书馆也因此更具纪念意义。

刘思聘天文台是我校的地标建筑。据说建成之初，曾让学校备受瞩目，因为在全国范围内，极少有中学拥有天文设施。天文台顶层安装了天文望远镜等仪器，初期还有老师授课，但因后继无人掌握天文知识，最终沦为“白象建筑”。

我担任图书管理员时曾进入过天文台二三楼，只见陈旧的柜橱和布满灰尘的桌椅，空置已久。我们念中学期间，天文台曾短暂开放几次，如遇到百年难得一见的“超级月亮”或特殊天象，学校便会安排预约团体前往观测。然而，听说后来因缺乏维修，拱顶盖已无法打开，不知那台望远镜如今是否仍能操作。

毕业数十年，母校早已面貌一新。如今，小学、国中、独中分处不同校园，已不见当年三校和谐共存的景象。世事变迁，物是人非。独中如今成了华社关注的焦点，而曾孕育我们的国中与小学，地位日渐式微，令人不胜唏嘘。

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凉亭

（14） 荣耀背后的一场欺骗

 考获优异成绩，家中长辈齐声称赞，年轻一辈羡慕不已，母亲满面荣光。我当然也很高兴，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继续读书，不必半途辍学去谋生。这正是我一心所盼。

有人说我是个深藏不露的天才，我听了只能在心里苦笑。因为我知道，那些掌声和赞誉，只是一层虚假的光环。我可以骗得过所有人，却骗不了自己，因为我心中藏着一个秘密。

我的好成绩，是靠作弊得来的！

人们常说，优秀的成绩来自天资与努力的结合，缺一不可。我很清楚，自己既没有特别聪明，也没有认真用功，平日里只是贪玩。虽然心里尚有几分底气，但总觉得不稳妥。既无大智慧，只能使小聪明，走上旁门左道，以求万无一失。

连我最亲密的朋友都感到惊讶，怎么我一夜之间脱胎换骨，成绩如此神奇。我坦白告诉他们：我作弊了。这不是奇迹。起初他们半信半疑，接着最关心的当然是：“你是怎么作弊的？”

在会考的前一天，一位老师带着学生在礼堂摆放桌椅。这一届有四班学生，百余人参加考试。我四下观察，发现座位之间并未排得太密，距离尚可，心中顿时有了计划。

考试当天，我走入考场，诚恳地向前后左右的同学请求：“等监考老师走过之后，答案纸请摆在旁边一些，不要用手挡着。”虽然他们没有义务帮忙，但也没有拒绝。

初级文凭的考试大多是选择题，用2B铅笔涂黑A至E其中一个选项。只要专注观察，在五六尺之内还是能看得清楚。有些简单题我自己能答，难题就靠“邻居”。如果三个人的答案相同，我就照抄；若不一致，我就加上自己判断；实在没把握，就听天由命。不需要全对，八十分以上就可以获得特优，六十题之中就算有几题答案错误都没关系。

那天下午，礼堂无人看守，侧门虽关，后门却常有人打乒乓球。我趁人不注意溜进去，在自己的座位下用按钉固定两条橡皮带，再将几张抄好的作文要点塞进桌底橡皮与桌面之间。监考员站着走动，是看不见的，除非特意弯腰查看。

当其他同学在努力温习时，我却蹲着“作战”。

语文科目较复杂，除了选择题，还有作文与造句。我趁考马来文时向老师多要两张答题纸，事后拿回去，在上面写下从范文中整理的要点。考英文时，再将这些纸放在桌上，老师也不疑有他。之后我再重复这招，用于中文科。

作文五题选一，只要能押中一题，准备的内容就派上用场。至于造句与填充，只能靠自己的本事。即使动用了种种手段，由于自身理解力有限，马来文与英文还是无法考获特优。

成绩公布那天，我虽已有心理准备，却没料到成绩之好，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。最惊喜的是美术科，原本只盼能拿优等，竟然获得特优。那次画题是“水灾”与“露营”，我选择了前者。也许，这正是我天性中少有的天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一直认真听从美术老师饶汉雄的教导，这一科的成绩，是我凭真本事赢来的。它也为我日后对艺术的热爱，埋下了种子。

作弊，不是犯法，却是严重违纪。虚假的成绩不会伤害他人，却终将毁掉自己。

2015年回去学校参观，三层楼走廊外面已经筑了一道矮墙。

（13） 那年，我意外成了状元

1971年年末，初级文凭考试（LCE）成绩公布的那天清晨，我早早来到学校，布告栏前已经围满了同学。有人一见我便惊喜地喊道：“你是全届考最多A的！”

我愣了一下，连忙走上前查看，果然如此，在一百五十多位考生中名列前茅。临时成绩单上赫然写着：五科A2，一科A1，一科C3，一科C4，真的令人难以置信！ 这样的成绩，在水准日渐低落的培元已经是顶尖了。当年的考试水平，不像现在的PMR，单是在一间学校里，都可能有几位学生考获七八科全A。

学生在校内考试的表现，和政府考试成绩，一般都不会相差太远。回想过去几年的校内考试，不论中期还是年终，我在班上四十多位同学中，名次从未进过前二十。如今却在政府考试中逆袭，甚至超过了一些一直成绩优异的同学，他们只考了四科A，这样的反差让人匪夷所思。

消息传开后，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，甚至开始猜测原因。但这场考试由教育部统一主办，程序严格，阅卷公正，不可能每科都出错。成绩就摆在那里，无从质疑。

新学期开学时，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目光，老师向我祝贺，校长在周会上公开表扬我，提到我的名字。那一刻是否有人鼓掌并不重要，那短暂的荣耀，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

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，不是运动健将，不是团体代表，不是学长团长，也不是谁的孩子；没拿过比赛奖项，也不是什么“风云人物”。以往其他班级的同学甚至不知道我是谁。如今，却有不少人向我打招呼。

更让我受宠若惊的是，一些学弟学妹竟跑来请教：“你是怎么考这么好的？”我早已准备了标准答案：上课专心听讲，回家温习功课，不懂就请教老师，和同学讨论，多阅读参考书，也可以去补习。

说得头头是道，其实自己并没有做到那么好。讲出口后心中也感到些许惭愧。但我仍希望，这些“漂亮的谎言”，能为他们点一盏学习的灯。

那段时间，我沉醉在一种虚荣的飘然之中。走在街上，总觉得风是为我吹的，甚至觉得有些女生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我。到了这个年纪，少男心中本就波澜初起，这样的幻想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那年，考试及格的学生人数，依然只占全体考生的三十多巴仙，只有五十多位同学升上中四，其中我们那班占了三十多位。学校分设文理科，我被编入理科班。成绩代表智商水平，进入理科班的同学在学业方面都是很优秀的，那个时候，我忽然间觉得自己也非常优秀。

升上中四后，不同班级形成了新的圈子，多少也冲击了原有的朋友关系。不过，我依旧和多位旧同学保持联系，友情不因成绩改变。

人际的交往，和成绩没有关系。人生漫长，学校成绩不过是青春路上的一块小石子，成败也好，荣耀也罢，终将被时间洗平，工作之后，更不值得一提。但那一刻的喜悦，那种曾经被肯定的感动，却永远留在了我心底。

（12） 茶档风云

 

某个夜晚，朋友约我去仔记茶档喝茶。那地方离我家不远，就在惠群布庄旁边的一条横街路边。仔记茶档设有二十多张小圆桌，配的是轻巧的藤椅，透着浓浓的旧日风情。

当年，金宝有不少这样的茶档，尤其是周末晚上，几乎座无虚席。一碗斋茶只需一角钱，若加一粒蛋，也不过两角。除了仔记和对面那一档，金宝古庙前、巴士车站对面、会甯会馆附近的街道上，也分布着不少类似的茶档。

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，夜晚与三五知己在茶档喝茶闲聊，是再寻常不过的生活方式。藤椅、茶香、夜色朦胧，一切都为这个朴素的小镇，勾勒出一幅温和静谧的画面。

那晚大约八点，我们照常前往仔记。那时人还不多，我们随意找了张空桌坐下，我点了一碗斋茶，朋友忽然说：“今晚有人请客，想喝什么都可以。” 我没太在意，只当是普通的朋友聚会。

不久，陆陆续续有一群青少年走进茶档，各自找座位坐下。不到半小时，整间茶档几乎座无虚席。突然，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起身为好几桌埋单，也包括我们这一桌。我正想问朋友怎么回事，只见另外两名男子走过去与他交谈。

我们坐得稍远，听不清他们的对话，但我很快察觉到不对劲，茶档里出奇地安静，没有往日茶客间的高谈阔论，反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紧张感。环顾四周，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两个正在谈话的男子。

空气仿佛凝固，像山雨欲来前的静默。我心中忐忑，很想起身离开，却被朋友按住手臂轻声叫我勿动。

十几分钟后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伴随着茶杯碗碟翻落地面的声响。原来双方谈判破裂，爆发肢体冲突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周围人立刻行动起来，一些人冲向沟渠旁，现场一片混乱。我们也赶紧起身逃离，站在远处隔岸观望。

果然，是私会党“讲数”。他们早已将刀棍、脚车链等武器藏在沟渠和垃圾槽中，一旦谈崩便立刻动手。双方约二十余人，在街道上互相追打，从茶档一路打到合众银行方向。据说当晚虽然无人丧命，但多人受伤。

其中一派来自华隆新村，另一方身份不明。而那位请我们喝茶的人，原来是想借此聚众壮声势，顺便吸收新会员。我的朋友正打算加入那一帮，当场被我狠狠斥责了一顿。幸好我们逃得快，毫发无伤。

事后得知，当时金宝活跃的私会党不少，除了华隆、四会街势力较强，还有零星活跃在新村、火车站和督和隆的小帮派。他们四处招揽离校生或在校生，想要扩充势力。像我这样十六岁、不受拘束、喜欢交朋友的少年，原本极易沦为目标。所幸我始终保持警觉，没有被牵着走，反而拉了朋友一把。

我一直提醒自己，我是一名受过教育的人，不能有流氓行为。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，黑社会人物最终都没有好下场。

常言道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结局如何，全看你身边是朱还是墨。幸运的是，我选择了朱，也没有让自己掉进那片黑。

（11） 我们一起骑车偷鸡的日子

 十六岁以后，我的身高抽长了许多，身体渐渐成熟，心态也随之转变。那时的我，开始意识到，自己已不再是个小孩子，终于可以像个少年那样自由地奔跑、冒险、探索世界了。

闲暇时，我总爱筹划各种新鲜有趣的节目：野餐、露营、郊游、开派对……这些活动在我心头翻滚不休，仿佛一颗颗跳跃的火苗，让我对青春生活充满期待。年少的我，桀骜不驯，一颗不安分的心总在跃跃欲试。无论身处那一个圈子，只要人数足够，我们总能立即组织起一场说走就走的活动。如今回望，那份对旅行的向往，或许就在那时悄然生根发芽了。

我们曾多次骑脚踏车出游，有时只是三五成群，有时男生载着女生，叽叽喳喳说笑不断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从金宝出发，骑往督亚冷，再转至东兴港，途经桂花村，直到傍晚才回到出发地。那时从金宝到督亚冷是一条泥沙路，车辆稀少，如今却早已改建成从新街场出发的双向大道。至于东兴港回程一段，只能沿马路骑行，虽不是联邦大道，但车流依然危险，尤其是当时我们还载着人。然而，那时的我们，年轻、无畏，胆子一天比一天大，根本不会多想。若让女生的父母知道这路线，恐怕早就阻止她们同行了。只是至今我也不知道，她们究竟向父母撒了什么谎话。

我们也曾“野性”十足，去到快乐园附近偷鸡。我和阿胡躲在木薯芭里，撒米引诱鸡只靠近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便迅速出手，将鸡捉住，塞进麻袋，得手后带回去煮成香喷喷的咖喱鸡。

多年以后回想，才惊觉自己竟也干过偷鸡这等事，当年是抱着怎样的心态，现在已说不清了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们晚上八点多结伴前往锺森花园附近的山脚坟场，沿着漆黑的小溪找田鸡。借助手电筒的光，一旦照到田鸡的眼睛，它便呆立不动，随后另一人立刻用叉子一击即中。那晚我们只捉到四只，远远不够分食，最后和邻居换了一只母鸡，又煮成一锅咖喱鸡。至今回想，居然敢在坟场附近摸黑走动，毫无忌讳，那种胆量恐怕今时今日的我早已不复拥有。

那时，格兰芝河还未改道，在巴士车站附近流淌而过，河上有座木桥通往拉务街。桥头几排木屋中，朱巴一家经营水缸、花盆和井圈的买卖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常在他家聚会，有时我甚至周末留宿。我们这一群好朋友另外五个人是：大哥全、老翁、太子福、阿胡和阿杰。我们在墙上自豪地写着“七擒七纵七豺狼”，像是给自己编织的一个江湖传说。

木屋区里，有一间屋子住着两位老人，常年吸食鸦片。那呛人的烟味至今记忆犹新。我们经过时总会恶作剧般地大喊：“警察来了！”起初他们惊慌失措，后来却已习以为常。

中三那年，我们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毕业旅行，目的地是邦咯岛。我早已忘了是谁策划的行程，只记得在红土坎下车后，我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大海。那一刻，我的内心如潮水般激荡。登船抵岸，兴奋难抑，我俯身舀起一捧海水，送入口中想尝尝味道，没想到竟是咸中带苦。那天，我在海中嬉水良久，喝了不少海水，却乐在其中，丝毫不觉辛苦。

这些往事，像一段段用汗水、欢笑和胆量书写的青春篇章，至今回忆，仍历历在目。也许青春的意义，就在于那份不顾一切的热情与勇气，那怕伴随着些许莽撞和荒唐，也让人终生难忘。

在郊外的水塘钓鱼

七擒七纵七豺狼

红土坎码头附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