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15） 惩罚性恶作剧

 

金宝的后巷，平日少有行人，车辆也无法驶入。大多数店铺的后门整日紧闭，唯独我们那间因住客众多，后门常半掩着。除了中午片刻阳光照射，其余时间都阴凉清爽，成了我们几个孩子玩耍的秘密天地。

店铺里的一部分废水会流入后巷的沟渠，那时候，我们竟也常在夜幕低垂时，蹲在巷边如厕，对那时的我们来说，这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每天下午三点过后，后巷开始热闹起来。有不同的流动小贩挑着茶果、糖水沿巷叫卖。这时分，后巷已聚集了冲凉的人群，还有邻里间的赌局在悄悄进行。左邻右舍听见叫卖声，便纷纷赶来，小贩们到我们这里时，总会迎来一波生意高潮。

有一天，马路旁照例停着几辆车，却突然有一辆车将巷口完全堵死，导致小贩无法进入。明明附近还有空位，不知为何车主偏要将车停在最不该停的地方。两侧的店铺分别是利仙冷藏、惠群布庄、兴业银行与合众银行，猜测那人是进了银行。若只是短暂停留，也许情有可原，可他竟一连停了很久，进出不便，引来众人怒火。

为了惩罚这个“脑残”的车主，我们跑去垃圾槽，找来六七块妇人丢弃的卫生棉，将它们一一打开，挂在他车子的四周。那年代的卫生棉体积大，我们小孩戏称它为“Batman”，用中文发音读来十分滑稽。

回想起来，这场“复仇行动”本身也很低级，也挺“脑残”。

车主回来时，看到满车挂着“Batman”，当场目瞪口呆，随即火冒三丈，向围观群众大声质问是谁干的。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摇头说不知道，仿佛早有默契。我们就站在人群中，默默欣赏他焦躁清理污物的窘态。这一幕，他大概终身难忘，而我们也一辈子记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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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宝曾有一位疯癫的中年女子，三十岁上下，蓬头垢面，衣衫破旧，终日挽着一个袋子在街头流连。时而喃喃自语，时而破口大骂，没人知道她曾经历了什么，只知她孤苦无依，神志不清，镇上的人都称她为“金宝女侠”。

某天，她精神又一次失控，在店屋走廊上大声嚷嚷，忽然朝路人吐口水，偏偏吐中了我一位同伴的脸。他大为光火，心生恶念，打算夜里放炮吓唬她。

那晚，我们悄悄来到兴业银行门前的走廊，那是她常露宿的地方。远远望见她蜷缩在纸箱中熟睡，那一刻，一股怜悯突然涌上心头，我们谁也不愿点燃炮竹。

然而，那位同伴却不甘心，趁我们犹豫之际，一把将她身边高叠的纸箱推倒，惊醒了熟睡的她。她愤怒地大声咒骂，眼神凶狠。我望着她那狼狈无助的身影，心中充满愧疚，后悔不该参与。同伴被我们痛骂了一顿，从那以后，我们再没对她动过歪念。

那晚的金宝格外安静。务边街的商铺早早关门，夜风吹过，行人稀疏，偶有车辆驶过。偶尔也会看到几位印籍流浪汉，蜷缩在走廊角落。我们本打算也拿炮竹去“吓他们一下”，但最后却放弃了。

从那天起，我们不再搞这种欺负弱者的恶作剧了。

（14） 炮竹恶作剧

 

金宝有许多会馆，接近清明时节，各大会馆纷纷举办春祭仪式。我们最常参与的是古冈州和南番顺的活动。清晨，我和一群小孩登上会馆安排的“灵车”前往义山总坟，那是一辆平时用来运送棺木的出殡车，对我们来说，却是特别的新奇体验。

春祭当天，会馆的会长和理事们悉数到场，祭祀场面庄严肃穆。仪式过后，我们这些小孩便开始期待“美食环节”：现场能吃到水果、烧肉，回到会馆后还有热腾腾的午餐等着我们。每人还会分得一个红包，有得吃又有钱拿，怎能不让我们兴奋？

等到元宵节，会馆的热闹达到了高峰。傍晚七点左右，几家会馆不约而同燃放起鞭炮。工作人员早已在楼上窗口外架设好金属托板，将一串串红炮摆满整个楼面，像机关枪子弹那样，顺着“水槽”推出去。两三排红炮同时点燃，火光连连，爆响震耳，街道顿时烟雾弥漫。

务边街聚集了多数会馆，一时间烟雾腾腾，人潮涌动，热闹非凡。为维持交通秩序，南下车辆都被引导绕道戏院街通行。整个鞭炮仪式持续一个多小时，直到那一卷巨响的电光炮轰然引爆，才宣告结束。此时地上已堆满红纸碎屑，堆得几乎齐膝，我和小伙伴们便冲过去捡拾尚未点燃的鞭炮。

红炮爆炸威力十足，这些“捡来的宝贝”成了我们制造恶作剧的工具。有一次，我们还发明新玩法：用烟纸包住炮芯前端，点燃后延迟三四十秒才爆炸，像个简易的“计时炸弹”。

到了晚上九点多，几家戏院同时散场，街上人潮如鲫，店铺灯火也逐渐熄灭。我们将“特制炮竹”点燃后丢进路边车底，过路行人毫无防备，炸响一出，吓得跳起来，我们则躲在暗处偷笑，仿佛得到了某种变态的满足。

除了玩炮竹，我们还喜欢“钓鱼”：将几张冥纸塞进一个捡来的破钱包，填得鼓鼓的，放在路边等人上钩。看人发现“钱包”的反应，成了我们最津津乐道的“人间观察”：有人立刻捡起打开，有人藏进口袋，有人踢几下试探后再弯腰拾取，有的甚至指使小孩去捡，还有的捡后藏到角落偷偷查看，人生百态，尽收眼底。最后他们当然是一场空欢喜，我们则假装路人，默默从旁掠过，内心早已笑开了花。

顽皮的我们还“升级作战”，晚间结伴沿着黑暗后巷行走，看到哪家厕所点着灯，就偷偷点燃一枚炮竹丢到粪桶旁。“砰”的一声巨响后，里头人肯定会破口大骂，我们则拔腿就跑，笑作一团。那时候只图好玩，完全不顾他人感受，更没有意识到潜藏的危险。

玩得久了，总有“翻车”一天。某晚，我们照常“巡逻”，刚丢完炮竹准备逃跑，屋后门却突然打开，一个怒气冲冲的女人冲了出来，逮住了我们的一位同伴，扯着他就是一阵怒斥。那孩子哭丧着脸求饶，结果还是被狠狠打了两巴掌才得以脱身。我们在远处看着，无能为力，只能心疼又后怕。

可惜的是，这次教训并未让我们彻底收手，过后仍继续上演各种恶作剧。如今回想，当年的行为实在太过分，简直是作恶多端。那时候的我们，也许正如别人所说，是“野孩子”，不懂分寸，不识是非，而那种对道德的无知，正是成长在缺乏规范中的代价。

（13） 坐吉普车去医院

坐吉普车的“探险记”

小时候虽然搭过巴士，但始终没机会乘坐真正的小汽车，内心总有一股想要尝试的渴望。

金宝的政府医院建在一座小山丘上，一般人看病需爬坡，极为不便。于是医院安排了一辆吉普车，每小时从山下的候车亭发车一趟，准点出发，无论有没有乘客。

得知这项“福利”后，我便和同伴相约体验“坐车”的滋味。虽然上下山不过短短几分钟，但我们却觉得十分新鲜，仿佛真的坐上了“高级”车辆。

到了山上，我们并没有什么事做，就随便走走看看，有时还会在走廊边探头望进病房，到了发车时间又准时坐车下山。这样来来回回，我们竟搭了好几趟，只为感受那短暂的“奢华”。

直到有一次，我们正准备下山，发现前方停着一辆救护车。司机为了避让，倒车挪位，却不慎将吉普车退到斜坡边缘，车身一阵晃动，把我们吓得大叫起来。虽然最后有惊无险，但那次惊吓让我们再也不敢“冒险”搭车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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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活动：放学后的自由天地

在学校里要守校规，一放学，就如同脱笼的小鸟。我曾偷偷跟随大人到瀑布戏水，有时去废矿湖或水塘捉鱼，有时溜进华隆新村偷摘红毛丹，还曾跑到胶园或锺森花园的泳池里尽情玩水。

这些都是“禁地”，任何一个家长都不允许孩子去。但我总是肆无忌惮地玩个痛快，唯一担心的是衣服被雨淋湿或沾上泥巴，回家时难以蒙混过关，结果挨骂或挨打。

我的堂叔是一位温和长辈，从未责骂过我。他和堂婶育有一子一女，当年还愿意收留我们，至今心怀感恩。通常是堂婶管教我，顽皮时她也会鞭打，但分寸拿捏得当，生怕别人以为她虐待我。

每到月底母亲回来看我，听了堂婶的抱怨，也会鞭打我一顿，边打边哭，骂我不争气，不读书，辜负她的期望。那时我也难过得掉泪，但过几天，又抛到脑后，继续冒险玩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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骑脚车兜风：无忧的夜晚

小学时，阿生是我最好的玩伴。他有一辆脚车，某段时间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找我兜风。他骑车载着我，从华隆新村到爱斯顿新村，从戏院街头骑到街尾，反反复复，不知疲倦。

有时他把双脚缩起来放在横梁上，由我踩脚踏带他走；有时我抓着坐垫跳上跳下，一路上嘻嘻哈哈，乐此不疲。戏院街车少路平，路灯明亮，我们可以在街头横冲直撞，在巷子里穿梭翻飞，完全不觉得危险。

那些“课外活动”，老师当然不知情，同学也不会多嘴。要是有人“告密”，即使没有受罚，也难免被老师训话一番，所以这份快乐只能与几位死党私下分享。

如今五十多年过去，我们这些当年的“童车拍档”，中学毕业后各奔前程，再次见面时已是满脸风霜。过去十年，我和阿生仍保持联络，实属难得可贵。至于其他童年伙伴，如海文、光明、老叶，早已失去音讯，连再见一面的机会都渺茫了。

（12） 金睛火眼与榕树下的回忆

 

金睛火眼

小时候曾看过一本漫画，主角被坏人绑在烈日下曝晒。因为眼睛长期直视太阳，竟练出一双拥有异能的“火眼”，后来他用眼睛发功烧断绳索脱困，还用火眼击败了敌人。那时年幼无知，我竟也傻乎乎地模仿起来，天天仰头望太阳练功，从未想过眼膜早已被紫外线伤害得不轻。

后来读《西游记》，才知道孙悟空的“金睛火眼”是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练成的，望太阳根本就是误入歧途。回想当年居然相信漫画书，真是又天真又可笑。

班上有位姓欧的同学，来自双溪古月，家境看起来不错。他几乎每期都买《地球先锋号》，带到学校与我们分享。他也是我儿时最好的朋友，可惜上中学后就分班了。

那时金宝有好几家书店，像启明、荣发、文光、植桂卿、谢君记，还有我最常去的锦记。小时候我常去锦记书店翻漫画和电影杂志，店东亲切随和，允许顾客随意翻阅，门口走廊经常挤满了人。当时他们只占半间铺位，后来搬到金陵酒家对面，至今仍在营业，不过如今只卖报纸、文具和零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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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树头的热闹时光

在矮仔铺和东兴桥之间，有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，这一带被称为“大树头”，整片区域终年阴凉，是孩子们最爱的地方。

我小时候经常在大树下理发，一次只要三角钱。这里的摊位不但价格便宜，还摆着一叠叠“公仔书”（连环图），大树根旁总坐满了专心看书的人。

附近有很多印度人，经常聚在摊位前喝椰花酒。有人喝醉了就躺在地上呼呼大睡，有的吵闹不休，甚至摇摇晃晃地走上马路。

那里也常有人围坐打牌，围观者众。我站了很久，看不懂他们怎么玩。他们手上的牌很多，有时打一张，有时几张，有时干脆跳过，谁先出完谁就赢。那时候，我从未听过“锄大地”这种玩法，之后的日子在华人圈也不曾见过。直到近年这游戏在本地盛行，我还以为是新玩意，没想到早在几十年前，印度邻里已玩得热火朝天。

如今矮仔铺、东兴桥、大树头都已成历史。河道改了，周边的冷藏仓库和板屋也早被拆除。站在原地，只能远望金宝古庙，靠记忆拼凑出往昔的温情画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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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兴桥边的明心宝鉴

东兴桥头右侧有一排板屋，其中一间住着一位七旬老人。他在晚上义务授课，学生只需自备一本书，就可免费上两个小时的课，每周两次。

我原以为那是普通的语文补习班，听说不用收费，便抱着好奇心前往。进门后才发现，这其实是个传统私塾，屋内桌椅老旧，约有二十多名学生，个个年纪比我大。老人教的是一本名为《明心宝鉴》的古籍，以广东话讲授，内容劝人行善积德，对于小学生而言相当艰深。

我只翻了一页就感到枯燥无味，正准备离开时，老人却亲切地请我坐下。他讲得很认真，我也尽量专心听讲。下课后，他竟然把书送给我，还叮嘱我下次记得再来。为了不辜负他的好意，我又去听了几次。后来听说他生病了需要休养，我便没再去，可惜那本书在一次搬家时也遗失了。

如今回想，那位老人的精神令人钦佩。他不计回报，默默付出，只为传承中华文化给下一代。他那种“授人以德，不求回报”的胸怀，如今已越来越稀有。

矮仔铺这一排百年老店已经在2012年被一场大火烧毁了。

（11） 广播电台

小学时，学校规定要学唱校歌。歌词中有一句：“金宝山巍巍，霹雳河泱泱”，我一看便觉得不对劲。因为我只在安顺见过霹雳河，它根本没有流经金宝，离我们还远得很。

站在培元校园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根本看不见霹雳河。那一句歌词，显然只是为了配合前一句的韵脚而硬写上去，完全不符现实。

也许因为填词人名气大，别人不好提出异议。我曾跟音乐老师提起过这个疑问，只是已经忘了她的回应。这首歌早已成为既定事实，多年来大家习惯成自然，即使有人有异议，也无济于事。

校歌旋律激昂，几十年来唱响在校内外。如今的培元校友出于对母校的热爱，可能会觉得我这番话未免吹毛求疵，但我只是诚实说出童年的直觉与观察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隔壁的商店每天都播放流行歌曲。那是一台电唱机，用的是黑胶唱片，最常听到的有朱江的《往日的旧梦》、秦淮的《阿兰娜》、黄清元的《苦酒满杯》，还有郑君绵唱的粤语歌曲《行快的啦喂》。英文歌大多是披头四的作品，偶尔也会夹杂一些大锣大鼓的戏剧唱段。

七十年代初，北京唱片和快乐唱片两家商店才开始卖卡式录音带，在此之前，全靠黑胶和收音机。

每天傍晚五点，是大多数家庭准备吃饭的时候，街坊的耳朵却全都凑向收音机，收听“丽的呼声”播放的《李大傻讲故事》。他用生动的广东话开讲，半小时里，大家围着那个小小的收音机，静静聆听，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最普遍也最具魅力的娱乐方式。

李大傻每次开场都会说：“上一次，就系讲到……”我至今还记得他讲的《神雕侠侣》和《鬼才伦文叙》，听得如痴如醉。

四年级那年，我也是从“丽的呼声”的广播中，第一次听到“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”的消息。那时，大人们围在收音机旁议论纷纷，我虽然听不太懂时局，只知道那是件“大新闻”。

吃过晚饭，我会赶在七点前，抢先跑到利仙冷藏店旁的侧门口，占个好位置。那个地方就在“仔记蛋茶档”对面，是我们街坊唯一能看到电视的地方。

七点一到，电视开播，大家屏息以待。铁闸外，十几个孩子或蹲或站，有些迟到的还得踩在汽水箱上，从四十五度角挤着看里面播放的节目。

那几年，我们最期待的是《Samurai》《Ultraman》《Gigantor》《Man from U.N.C.L.E.》以及《Donny and Osman》。中文节目则只有一部《四喜临门（Empat Sekawan）》，由黎明、韩英、黄河和海洋主演，大家用各种方言交流演出，半小时一个故事。可惜它播放时间太晚，我们多数没机会看到。

我最羡慕的是屋里的两位少爷，坐在沙发上，舒服地看着电视。而我们只能安静守规矩，不敢吵闹，否则他们会把木门关上，我们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那时候我便提醒自己：别埋怨什么，有钱人和穷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，这是现实，必须接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