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10） 六十年代电影

 

金宝曾有四家戏院，每部电影通常上映四天，每天四场。戏院门前都会张贴海报和剧照，还会派发传单宣传新片。我家住在市区，几乎隔两天就去“巡场”，对各家戏院的排期了如指掌。

和其他同龄孩子相比，我简直是“特权阶级”。他们只有在儿童节才有免费观影的机会，或得由家人陪同，而我几乎每星期都能看两三场电影。

小时候不受管教，只要有人带，我就能免费入场。起初我厚着脸皮站在戏院门口，央求陌生人带我进去。后来胆子更大了，见人走近，干脆拉着他们的衣角尾随其后。

检票的阿姐早就认得我，知道我不是那些观众的孩子，但她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最常混进丽士和乐宫，大华和中山门禁较严，往往被挡在门外。

进场后，通常是在放预告片或广告时，这时没人领位也无所谓。首映那晚的七点场常常座无虚席，我只好坐在中间走廊的地板上；若有空位，才敢偷偷爬上去。

当年的港产片虽然剧情简单，但我这个年纪也看得津津有味，自然成了个十足的影迷。电影给了我一个想象驰骋的世界，让人在受限的童年生活里，有了不设限的自由。

我几乎没错过任何一部邵氏出品的电影。王羽、罗烈的武侠片，凌波、李菁的黄梅调，何莉莉、胡燕妮的时装片，我都如数家珍。《大醉侠》、《金燕子》、《独臂刀》和《西游记》我甚至看了三遍。

王羽是我童年的英雄。他的处女作《虎侠歼仇》是黑白片，但在我心里，他一直是正气凛然、傲立江湖的大侠。他在《金燕子》中穿着一袭白衣缓缓登场，背景诗词“萧然一剑天涯路，鹏飞江湖……”我背得滚瓜烂熟。临终一幕，肠子被挖出的血腥镜头，是张彻导演的标志风格。

看完《独臂刀》，我便在家后院模仿王羽，挥着砍柴刀自创“绝学”，结果被堂婶痛骂一顿。

王羽后来拍了《独臂拳王》、《独臂刀大战盲侠》等片之后，代表作便逐渐减少。邵氏后来捧红了姜大卫、汪禹、陈观泰等人，但在我心里，始终没人能取代他的位置。

粤语武侠片我也不放过，如《仙鹤神针》、《六指琴魔》、《如来神掌》等，我一集不落。“万佛朝宗”、“火云邪神”、“七旋斩”这些名字，至今仍铭刻在脑海。

那时的电影圈星光熠熠，陈宝珠、萧芳芳、吕奇、胡枫等人风靡一时，我一个都不陌生。

我不仅沉迷电影，还常去书店翻阅《娱乐画报》、《南国电影》等杂志，看得比做功课还勤快。每当一部电影即将“落画”，晚上戏院工作人员会更换海报。我蹲守多次，终于成功讨来一张王羽的旧海报，视若珍宝。可惜后来上中学时的大扫除，那些我收集的海报和街招，竟全被当垃圾丢掉，令我心疼许久。

小时候我还爱收集各种印刷品，例如雀巢牛奶罐上的包装纸，上面印有蝴蝶、小鸟和鱼儿图案；香烟盒子也是我的最爱——555、Lucky、Consulate、Matterhorn、骑马开枪、电筒、白马、海军……这些老品牌，如今大多已经绝迹。

独臂刀大战盲侠

（9）被老师处罚

 

以前，我的生活圈子很小，内向封闭。来到金宝后，寄居在热闹的市镇，建筑前座是店铺，而楼上楼下住着八户人家，周围总是嘈杂喧哗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变得开朗活泼起来。

进入培元小学后，我很快就和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打成一片，成了班上活跃分子，常在课室里追赶跑跳，说说笑笑。

但每次闹得太过火，就会被纠察员抄名，接着就是老师的惩罚。那时我特别讨厌纠察员，尤其是说一句方言都要罚钱，口袋里的那点零用钱很快就见底了。就像小偷永远不能反击警察一样，真让人无奈。

不守纪律、衣着不整、作业没交，甚至在校外被投诉行为不端，都是挨打的理由。一般是藤条打手掌，严重时也打屁股。四五年级时，我常常被赖吉粦老师处罚，鞭打的次数多到我早已记不清。

有的同学挨打后一声不吭，有的则揉着手掌、擦着眼泪走回座位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叶的同学，每次被打都会先怒目而视，然后滚在地上嚎啕大哭，老师见状也只好作罢。这招他屡试不爽，虽然我们是好朋友，但我总觉得他太没骨气了。

我自己被打时，无论多疼，也不愿哭，宁可咬牙忍着，也要表现得像个“男子汉”，可赖老师总能找到我的软肋。

他常常先严厉斥责，再换上温和的语气语重心长地劝我：“要好好读书，要做个有出息的人，不要辜负你妈妈……她省吃俭用，含辛茹苦……”每当他说到这里，我的眼眶就会开始发热。这就是我的致命弱点。

孙悟空最怕唐三藏念紧箍咒，每一句都像在脑中拧螺丝。而我最怕的，就是老师提到母亲的那一段话，句句戳心，针针见血。

我极力控制自己，可最终总是泪如雨下。我会慢慢侧过身面对黑板，不让同学看到我哭的样子。但当我掏出手帕时，他们就知道我挺不住了。

我低头走回座位，看似悔意深重。但顽皮的本性难改，我仍然时常惹祸。

其实我内心很脆弱，表面的不驯，也许只是掩饰内心的自卑；调皮捣蛋，也许只是渴望被关注。而老师似乎早已看穿一切，用他独有的方式治我，不是藤条，而是提醒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

晚上，我常常在床上偷偷流泪，想着母亲，枕头一边湿了，就翻身躺另一边；两边都湿了，就干脆将枕头翻过来。

母亲在胶园摔倒的画面，至今仍清晰如昨，她挑着两桶胶汁赶在下雨前匆忙去胶厂，一边走还回头看我。突然被树根绊倒，胶汁全洒在地上。那一刻，她的眼神哀伤绝望，我却无能为力。那次受伤，令她此后跛足至老，是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
我并非不想听话，但自由自在的玩乐更吸引人；我也想专心读书，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；我也渴望考第一名，但我的脑袋没有比别人聪明。

不过，这就是我，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和方向。成绩不好，真的就没有出路吗？

（8）培元小学第一天

 

从安顺转校到金宝后，我进入培元小学四年级。开学第一天，面对全新的环境和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身为插班生，我难免有些局促不安。

班主任赖吉粦老师拿着我的转校资料，扫了一眼，便叫我站起来作自我介绍。

我环顾四周，有些紧张地说：“我的名字叫徐金辉，住在戏院街，来自安顺。”

老师盯着我：“再念一次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感到他的语气有点古怪，只好再重复：“徐金辉。”

这时他皱起眉头，声音也提高了一点：“再说一次你的名字。徐……什么？”

天啊！我哪里说错了？我开始慌了，心跳加速，支支吾吾地低声回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
老师睁大眼睛，忽然笑了，走到我身边，摸了一下我的头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念错？你的名字是 Xu Jin Fei，不是 Xu Jin Hui。”

他说完，补了一句：“白痴才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啊！”我看到几位同学在窃窃私语，有两三个还在讨论“痴”字怎么写。

当下，我既尴尬又困惑。这个名字，是从我一年级开始老师教我的发音，历任老师也都是这样念的，怎么到了新学校就变了调？我又怎能当场解释清楚？

从那天起，全班开始用“徐金Fei”来叫我。虽说只是发音不同，但那一刻，我仿佛连自己的身份也变得模糊了。

后来，有一次我到文光书局闲逛，站在书架前翻阅字典，终于在几本工具书里找到了“辉”字的注音，标准发音只有一个：Hui。当下，我心中的疑惑总算得到了答案。

不过，那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了。我犹豫了许久，才鼓起勇气，在一次只有我们两人的机会里，小心翼翼地告诉赖老师：“其实，我的名字应该念作‘金辉’。”

老师没有多想，随口回答：“其实两个读音都可以啦。”我听了虽然惊讶，心里也不太认同，但还是点点头，毕竟他是老师，我只是个小学生，而且同学们早已习惯了这个版本的发音。

其实，“飞”也没什么不好，鸿雁几许今飞？他日海阔天空任飞翔。

但有时我也会想，当年父亲为我取名“金辉”，或许寄托着一份期望，希望我能拥有金碧辉煌的人生。而现实中的我，平凡如水，了无波澜。对此，我并不在意，但不禁想问：如果他泉下有知，会不会感到些许失望呢？

（7） 重返金宝

 

1965年开学前夕，我和哥哥被送回金宝，暂居在堂叔婶家中，那年我升读培元小学四年级。此时，母亲已不再割胶，改行做女佣。

过去几年，我几度迁徙，先后住过新村、菜园和不同的胶园。这一次重返故土，住进市镇中心，我展开了另一段新生活，并在这里度过了七年时光，直到念中四时才搬往鸿展园。

金宝大街两旁，每排建筑约有十间店铺，我所住的戏院街店屋之一，楼下前座由“谭富牙科”和“人人布庄”分占，目前是“万能万字票”的营业地点。

沿街商铺由左至右依次是：利仙冷藏、新光五金、霸打鞋店、刘耀洋货、荣生洋货、华生洋货、余仁生药行、德兴瓷器及华丽布庄。如今，除了老字号“余仁生”，其余商号早已消失在时光中。

这些两层高的店屋空间宽敞，楼下前座为商铺，后座和整层楼上则为住家。我们这一座共有八户人家，一些租户甚至全家挤在一间房中。房与房之间以木板相隔，且上方空空的，说话稍大声点，隔壁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每天傍晚，出门工作的大人纷纷回家，整栋店屋聚集了五十余人，可说是人满为患。人多房少，有些家中男丁只能把帆布床摆放在楼梯口或走廊上过夜。

每户家庭的孩子都不少。我长大之后曾想过：在这么拥挤的环境里，大人们究竟是如何创造出这么多生命的？

厨房是共用的，楼上楼下各一处，每户人家都有自家的碗橱和柴炉。整栋屋子却只设有一间浴室和厕所。每天傍晚开始，洗澡的人龙排得长长的。年长者只要拎着一桶热水便可优先洗澡。几乎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，浴室都不曾空过。

烧柴煮食的烟火长期熏黑了墙壁。若楼上的住户想用水，但水压不足，便会大喊要楼下暂时关掉水龙头，这种情景，连邵氏电影《七十二家房客》里也有展现。

天井是每户人家日常梳洗之处，常年潮湿，长满青苔。由于堂婶是这座屋子的包租婆，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每星期清刷天井地面。

那年代的厕所没有抽水系统，晚上粪桶几乎都会满溢。半夜里，倒粪工人推着车在后巷作业，边干边骂，声音此起彼落。

我上小学时，常和邻家小孩集体洗澡，为了避开拥挤的厕所，我们大多选择在傍晚之后到黑巷边的沟渠“解决”个人问题。

那几年，几乎每天下午后院都有赌博活动。新年时赌钱，中秋节赌蜡烛，平日则赌“公仔纸”和玻璃珠，连左邻右舍的孩子也常加入。这种环境让我从小便学会各种扑克牌玩法。

金宝是我出生的地方，父亲去世后，我们一家才被迫离开。我们原本居住在东兴桥头右侧约四百米的废矿地一带，住的是木屋。年纪尚小的我，对旧居毫无印象，也不认得当年邻居。

重返金宝后，我特地探访了旧屋遗址。看见那间空置的木屋，心中五味杂陈，那里正是我生命开始的地方。屋子虽已残破不堪，也无人居住，更不知屋主是谁。但我常想，如果父亲尚在，也许我们至今仍住在那里，生活会不会是另一种模样？

这里是建筑中央的天井，住客洗菜洗衣的地方。

当年置放碗碟的橱柜还是存留在原有的位置。

现在谭富牙科已经结业，万能万字票租用了整间店铺。

（6） 三年在安顺的生活

1963年，马来西亚正式成立，引发我国与印尼之间的对抗。东马边界时有冲突，西马沿海更传出印尼人强行登陆的消息，国内气氛紧张，据说随时可能爆发战争。

那年我还在读二年级，学校为了应对可能的空袭，组织了防空演习。一听到急促的钟声，我们就立刻在老师指挥下跑到篱笆边，分散蹲下。当时年纪小，把整件事当作一场游戏，毫无惧意。

几天后，在家中忽然看到军机飞越上空，一颗心顿时提了起来，以为战争真的来了，感到莫名的恐慌。幸好不过是一场虚惊。

1964年，全国大选来临。乡村小路旁、甘榜屋墙上，到处贴满了帆船图案的竞选海报，那是联盟党的标志。反对党是社阵，用的是牛头标志，还有一位独立候选人以剪刀为记。与联盟海报成堆相比，其他政党的宣传寥寥无几。

记得有两位联盟助选员挨家挨户拜票，虽然代表执政党，却不像后来的国阵那样，在乡区派发糖、米、油、盐。他们只给了我们一张传单，教姑妈和其他大人，选举当天在帆船图标下的格子画上一个“X”。

我收到两颗酸柑糖，心里非常高兴，还希望其他政党也能来派糖。

他们还说，不久政府会在村口装一支电杆，晚上亮起路灯，外面就不会那么黑暗了。我们当时不懂什么是政治，后来才明白，那不过是一句“讲完就忘”的空头承诺。

最终联盟胜选，东姑阿都拉曼继续出任首相，一切生活如常。

放学时，学校门口常围着一堆学生，争着去买冰水、零食和玩“Tikam”，那是一种抽签游戏。只需五分钱就能撕一张密封纸条，揭开看看是否中奖。如果只是个几何图案，那就“泡汤”了。

那年我九岁，经常站在一旁看热闹。档主见我常来，就叫我帮他收钱和验奖。我的“工钱”是一杯冰水或一支冰淇淋。这份小小的合作，让我体会到“互利”的滋味。

那年还有一件大事：姑妈坚持告老返乡。我们再三哀求，她仍然决意回唐山。她说自己年纪大了，等不及我们长大奉养她，还是回家乡与亲人相伴更妥。

姑妈离开后，幸好老村长好心，让我们兄弟暂住在他屋后的空房。哥哥读上午班，我读下午班。那是我第一次自己煮饭，虽然不煮菜，只是把鸡蛋放进饭锅一起蒸，也算是自己照顾自己了。村长夫妇偶尔会分些菜肴给我们。

屋后有一片果园，那段时间，我几乎天天吃番石榴和红毛丹。母亲仍住在胶园的宿舍，每星期回来探望我们一次。那两个月，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。直到年终学校放假，我才回到母亲身边，重新回到胶园的生活。

每当我对生活感到不满时，常会想起老师说过的话：

“你比那些失去双亲的孤儿幸运多了，至少还有家人陪伴；
你比那些身体残疾的孩子幸运多了，至少可以健康成长；
你比那些非洲饥饿的儿童幸运多了，至少每天还有饭粥可以吃。”

想起这些，心里就不那么难过了。